做文明de孩子！

回来了

Sun, 08 Nov 2009 12:52:43 +0800

空了好久好久了

一转眼，就从夏天到了冬天

我对季节的敏感总是那么不足

像不愿意承认自己已经长大了一样

离开了单向街这许久的日子

我知道终究我要去别的天地重新开始

现在在一家叫文治的图书公司

是磨铁旗下的一个品牌

面试的时候，我对老板说

传统出版社出的那些叫好不叫座的书不是我想要的

而像磨铁这样出版公司那些品质很差的书也不是我想要的

真正该做的，是可以两者兼容，书的品质很好又能畅销

老板说，这也是我们想要的，所以才有文治这个品牌

于是一拍即合

后续的故事，像一见钟情的恋爱一样

总是充满了变数，没人知道会怎样

坚持下去，总会好的，如果不偏离他的本意

我们会为读者提供更多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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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幸福

Fri, 17 Jul 2009 11:45:30 +0800

“别那么伤感啦。”与苏丝黄的聊天总让人开心，上篇的博客写的太伤感，她看了安慰我说，将来可能还会请你帮忙的，只要你还喜欢这里，总会找到合适的合作方式。在这个圈子里，中间各自扑出去玩玩，是好事，最后还是会回到一起做事的。等单向街壮大些吧。

苏丝还说，要求不多，人就会更幸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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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完美旅程的终结

Fri, 17 Jul 2009 11:43:54 +0800

要离开的愁绪散了又来，终究难以挥去，总还需要时间去让我平复。

这是一段完美的旅程。我庆幸在我人生的开始，能遇到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群人，他塑造了我的气质，给了我广阔的视野，让我在以后的人生路上，始终带着单向街的气质前行。

我想我也没有辜负他对我的信任，在我的能力范围内，我努力了，也做到了我该做的事。

我也为我曾经的年少无知和轻狂感到羞愧，但庆幸的是，他包容了我的错误，这是我宝贵的财富。

然而这一切都将结束。我无法自己做出这样离开的决定，但新店的新规使我无法再继续。我只能带着这段记忆和他为我提供的“财富”，开始人生的新旅程。

7月25日，是单向街圆明园店的最后一场沙龙，也将伴随着结束我28个月的单向街工作。随后，他将在新店有一个崭新的开始。我能做的，是默默的祝福，并在他需要我的时候，仍倾尽我的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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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的一天 2007-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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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时光不再

Fri, 03 Jul 2009 21:50:44 +0800

总有那么几本书是在你最难过时刻的陪伴，他直达你的灵魂深处，抚慰着你的孤独和忧伤。《伊斯坦布尔》是一本，《不固定的圣节》是一本。一面，他的文字抚慰着你，一面，他将你带给你对陌生的伊斯坦布尔和巴黎这两个了不起的城市的美好想象里。

在出版人汤姆·麦奇勒的回忆录里，他在开篇中即写到《不固定的圣节》的诞生过程。对这位成就无数的出版人来说，这本书无疑是最让他感到自豪和喜爱的，因为在开篇的背后，是他出版过的十多位诺贝尔奖文学得主的故事，有马尔克斯，有聂鲁达，也有莱辛，但这一切，似乎都不如发现《不固定的圣节》而让他骄傲。

那是在海明威去世一个月之后，年轻的汤姆认识了海明威的遗孀玛丽，随后他便接到玛丽的邀请，赶往海明威的故居，开始“埋首于被海明威塞满杂志和手稿的箱子”，然而整日的工作却似乎并没有结果。直到有一天，汤姆偶然发现“老爹”的一份名为《不固定的圣节》的待选文章清单，于是他们便以此为书名，将海明威的部分遗稿整理成书，于是才有了今天的这本《不固定的圣节》。

这本薄薄的书影响了几代人，甚至到四十年后，年迈的汤姆再读时，依然认为这是最能激发人们想象力的书。而老爹说，“要想写得好就必须如实地写”，简简单单的道理，确是无数后辈难以真正实现的。

好时光总是难以挽留的，你我都一样。能保有安慰的是那些伟人的遗产，足够我们不断消化的。只遗憾的是，海明威却看不到他的这本书，也不知道，是否会让他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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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给自己的许诺

Tue, 24 Mar 2009 04:41:25 +0800

Q博客里的一句话，记下：不做寻常许愿，只做给自己的许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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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20年磨一书

Fri, 20 Feb 2009 14:23:06 +0800

《常识》是一枚“定时炸弹”

08年12月26日，梁文道38岁生日这天，他在大陆的第一本书《常识》刚进印场。

梁文道18岁开始写文艺评论，一转眼二十年。在今天评论界的影响，陈丹青初见他时会觉得像个老朋友一样评说，“他非常迅速，短兵相接，会立刻对昨天甚至今天发生的事情有反应，会让人立刻会想到（这件事）梁文道会怎么说。”

但梁文道对自己的评论文章结集出书却一直抱着犹豫的态度，在《常识》的序言里，他开篇就说，“除非你是梁启超，有一支生花妙笔，能够痛快淋漓地把四万万人的心底话都写出来，或者是林行止，香江第一健笔，能日日笔耕，每年一本集子恰恰就是整个时代的记录；否则，把时事评论结册出书又有什么意义呢？”

梁文道怀疑自己出书的价值，也对每天出版那么多书浪费痛心，这是他不出书的原因之一。其次，“我真不觉得自己的书有什么价值，我写很多文章，但我没有从头到尾去写一本书。我大部分都是评论，电影、音乐、艺术、书，评论都有时间性，时间已过就觉得没什么意思。”梁文道像一个不能停下的推土机，“我永远都在写新东西，我停下来把旧作整理成一本文集的时间，我能写出五六篇评论。对我来讲，新的评论比整理旧作更重要，因为写评论都是在切入当下的问题，不管文化也好，政治也好，那才是我最大的关怀。”

但书终究还是出了。1月7号广西师大出版社安排梁文道和陈丹青做了一次公开对话，两位光头黑衣，对当下中国各种问题发出独立批判的知识分子会怎么谈论彼此？陈丹青说梁文道在媒体发表的文章他都看，他自己谦虚，说时评会被迅速忘掉，因为我相信，一篇文章得读两三遍以上才算是读，做成书，可以这样读。

类似的说法在答应出书前梁文道渐渐开始想明白了，“出来一个什么事，我马上写东西去回应，像开枪，但开过的子弹放在一起有什么意义？后来我发现，把他们重组一下，能变成一个‘定时炸弹’，时间稍微长一点，可能一两年后才能发挥作用，我发现有这个效果。”这样他发现“两三年写作的东西居然没过时，在这样的理由下我觉得好吧，可以出。”

一个爱读书的少年混混

4个月大的梁文道被父母从香港送到台湾，那是1970年代，和杨德昌的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所讲述的60年代台湾少年一样，梁文道是个“反叛，放荡行羁，满嘴粗话，喜欢打架”的年轻人。今天再回忆那段青春的狂躁岁月，梁文道说，“我那时打架很厉害，我从台湾回香港的一个理由就是打架，当时我初三，成绩很糟，高中都不收我，就跑去私立学校，但刚进去，人家就说，你就是梁文道，马上赶出去。我打架很出名，附近人都知道——你是个超级小混混。”

梁文道从小和外公、外婆住，外公在大陆时是商人、国民党官员和青帮老大，也是爱读书的人，梁文道从小跟着外公屁股后面，外公就教他读古书，“外公对我影响非常大”。梁文道说自己很奇怪的是，哪怕当时打架那么凶，每天打好几次，看到临班的某个男生不爽就打一架，但他说话斯文，白天打架，晚上回去看存在主义、佛洛伊德，从小他就迷恋哲学。

16岁时梁文道回到香港，相对温和的环境让他少年的冲动渐渐平息，那一面“逐渐脱落，掉下来”。在香港读到高三，他开始写文章，搞艺术。

89年考大学，本来香港中文大学已经录取他，只有他参加考试及格三门就可以上大学，但考试那天他去“创造历史了”，就此落榜。

隔了一年，家人和他说“你去美国碰碰运气吧”，他就背着行李去了美国，住在亲戚、朋友家。先在波士顿住了半年，后来去了纽约。那时他已经开始写很多东西，在美国的叔叔告诉他，你可以用你写的东西敲开哈佛大学的校门。他就在那里混，一面恶补英文，一面继续写东西。第二年父母说快考试了，你回香港准备一下吧，他回去，准备了几个星期，考上了大学，没有回美国。就此开始，后来渐渐成了“最后一代香港文化人”的代表之一。

梁文道的人生危机

梁文道把香港的文化人形容成“难民”，“在香港谁管你文化，不会有什么大众知名的文化人。我觉得北岛说的很好，‘只有在香港做一个诗人才是真真正正的诗人。’”

然而，经过近二十年的奔波——做电视评论、写文章、著书，特别是03年去做香港最大的电台香港商业电台做台长，梁文道“一下踏入了主流媒体圈”。他说现实让他害怕，现在香港的路上大家认识他，计程车的司机也认识，“以前就是个文化人，怎么会这样大众知名度呢。”

梁文道有点困惑，他发现自己和20年前变得太不一样了，“一方面我20年前的想法自己就是一个很单纯的文艺青年，一个读书人。后来慢慢变成一个名利圈里的人，因为做电视的缘故，你就觉得自己开始变成一个名人的状态，这里面会不会有很多诱惑和迷失呢？我有没有变得虚伪？我有没有变得跟着这个圈的潮流走了？”

另一方面，梁文道从小读哲学，“当时觉得人生的意义问题太重要了”。从美国回来后，考入香港中文大学读的还真是哲学，可前年年初，他发现自己念了这么久哲学，结果却只是懂得理论概念跟方法。他做了个比喻，“情况就和我一开始走进一座森林是有原因的，结果走进去后，我熟悉里面每棵树的气味、形状和颜色，但我忘记了为什么当初要走进这座森林，我已经忘记了人生意义是什么，做人该怎么做，这么重大的问题。这些东西并不是通过读书读回来，而是你需要实践的，你要做一些事情去改变自己，知道一些事情要用在自己身上，但是我没有，那时是我最大的危机。”

后来如我们所知的，他就穿着素黑，皈依佛教，开始修行。如果是他身边的朋友，也会发现他粗口也不说了，“因为我觉得需要做一些事情在自己身上。”

他也想开始做一个自己认为的好人——不迷失，遇到困难不沮丧，遇到压力不退缩，遇到称赞不自大，遇到批评不愤怒，很稳定自己做自己的事情，心态很健康很无常。

对谈梁文道：我的作品是我身边的社会：
问：你说自己是知识分子，那追求什么呢？
梁文道：我是一个“介入型”的公共知识分子，我追求的是怎么让周围的世界产生变化，有所改变。从这个角度讲，作品不是我的书，作品是我身边的社会，我如果能影响某些事、某些人，他们就是我的作品，那个作品是看不到的。

问：这20年你看到有哪些影响？
梁文道：影响不大，但变化还是有的。像过去我主要在香港发表文章，我觉得对香港还是有一些影响，但未必很大，很正常，知识分子，读书人，尤其是香港的读书人，是习惯“失败”的，尤其是你希望影响什么但你影响不了，你希望改变什么但你改变不了，这是你一开始干这行就应该了解的。

问：但是有一个远观的理想，不一定能触到，存在就好了。
梁文道：当然，但是多半不会实现。

问：你18岁开始写的时候想过这个问题吗？
梁文道：一开始写东西总是很直觉，那时写艺术评论多，写剧评、影评，看了一个东西直觉觉得需要讨论，或者需要有反应，就直接写。是你写的多了，想的多了，才会朦朦胧胧出现一个远景，一个目标。

问：这种远景大约什么时候出现的？
梁文道：十年前吧。但它会不断修正，像现在它就修正成了，比如我写时政评论，我不寄望改变现实了，我更希望能多一种气氛，怎么样温和的、理智的去看待我们自己，讨论我们遇到的事情。有这么一种气氛出来就很好了，大家渐渐讨论问题不要激动，辩论时候不要骂人，心平气和去看东西，这样你的脚步就会慢一点。我觉得我们都太快了，我们要慢一点。

问：刚才你说香港文化人的“失败”，大陆熟知的香港文化人，都是多产，知识很庞杂，什么都可以写，不像大陆的文化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领域，这是为什么？梁文道：首先，这是逼出来的。香港文化人出路不多，我们都像难民，海上遇难了，抱着一块浮木，身边有任何飘过来的东西都想把它拉住，所以我们做不同的事，写很多东西，这是生活所逼。第二，其实这也是中、西方文人的传统，西方像苏珊·桑塔格，她什么都会碰，什么都会谈。中国像苏东坡，他写文章、画画、写诗，文章什么都有，评论时事有，发掘古典有，谈历史也有。这本来就是很常见的事情，我反而觉得我们过去大陆这边太专业化了，我们太注重每个人走一条路。
还有，就是香港人敢写，大陆这边的文化人我感觉他们对很多事情都有看法，但问题是他们不敢写，怕丢饭，怕人家说外行，我们香港人比较“不要脸”。

问：你写过一篇《最后一代香港文化人》，影响非常大，但你没提过这最后一代人代表是谁？
梁文道：林夕，林奕化，欧阳应霁，汤祯兆，李照兴，陈冠中算是更早一辈。最后一代意思是说，这是最后一代仅在香港成长，发展，他的文化背景是纯香港式的文化人。不是说香港以后不会出文化人了，而是那已经是中国的文化人了。在我之后更年轻的那一些文青，他们会看很多大陆的东西，他的整个知识结构、文化背景会有很多中国大陆的东西。比如我谈自己喜欢的唱片，我会谈西方的，外面的。但今天的香港年轻人，他可能会讲左小祖咒或周云蓬。

问：我听说香港现在有一群年轻人，他们做了一个“独立媒体”，既能写好文章，还会积极的行动、参与社会，与大陆的年轻人很不一样，你能谈谈吗？
梁文道：这是近几年让我很快慰甚至很欣喜的现象，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他们一方面用知识分子态度读书，写作，发言，但另一方面很在乎对社会的实际参与，有必要他上街游行，有必要他搞组织。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现象，香港过去其实一直有，五四的时候，民国时期的读书人不都这么干，大家都实际参与一些事情，而不是坐而论道。

问：在香港，“五四”的传统没有断过吧？
梁文道：在某个圈子，这种文人的传统在某个圈子没有断过。五四是文人、知识分子分子要介入社会，这个传统没断过。那么在大陆你怎么介入？除非你当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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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的小城

Sat, 24 Jan 2009 15:55:55 +0800

如果不是对自己有要求，烟台真是一个美丽的小城。她一年四季阳光明媚，有淳朴的民风，空气清新，天空蔚蓝，当然还有那片海。如果简简单单的，工作，结婚，娶妻生子，他是绝对的适合生活。

这种体会，在4年前离开的时候是感受不到的。那时，我厌倦了这个城市安静、重复、单调的日复一日的生活，对外面的世界一心向往。

四年了，离开再返回看的时候，感受是复杂的。昨天和CC聊天时我说，烟台没有我的生活，那里对我的意义，是我的家庭和生活的记忆，我的生活和快乐都在北京了。那时我有点悲哀的感觉。

今天到家，吃上老妈一早起来做的手擀面，那种安心的幸福感是在北京没有的。屋里温暖，外面时而下雪，时而太阳出来露个笑脸。打开窗户，外面清新的空气扑来，吸一口，似乎把在北京一年呼吸的污浊都清洗干净了，人是通透的清爽。

下午趴在窗台上看外面的雪花，阳光照过来，我想，外面世界的不满和美好总是共存的，心中有一个属于你的美好的小城，每次回来的短暂停留，已经是很幸福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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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水一样的生活

Sun, 18 Jan 2009 13:37:07 +0800

过去的07和08，每个新年都有新的开始，07年三月进了单向街，新的生活就此开始。08年三月，接手单向街沙龙，更广阔的路铺开。进了09，在过去两年的成长，痛苦的尝试和众多长辈与朋友的点拨、帮助下，我似乎一点点打开了自己面前那扇被严封的窗户，开始看到了外面的世界——这应该就是我想要的，值得三年、五年，甚至一辈子去努力的。

一.单向街沙龙我将会一直做下去。
200期过去了，还要有300，400，500，800，1000……它的免费和开放将会一直保持，我和我的那些搭档将会策划更多丰富、有趣的活动。
单向街将会在沙龙之外延伸做一个新尝试，他会秉持着“单向街致力于提供智力、思想和文化生活的公共空间”的宗旨不变，但希望这个“新生儿”的诞生能让单向街更体面的活下去。

二.要尝试做一个自由撰稿人。
尽早找到自己的写作风格。诚实，文采，“有才华而谦卑”……（这个要求可能要越列越长。）
如果约稿，可以邮件联系：tanxf0619@gmail.com

三.做一个懂得生活的人。
即使在外面的世界是一个很成功的人，但一个不懂得生活的人注定是悲哀的。
生活的安乐和美好像泉水，是从岩峰中一滴一滴汇成的。美好的生活又像是喝泉水，只是解渴，不多，但足够甘甜了。
每天适时的运动。泡杯好茶。晒晒太阳。爬爬山。做几道可口的菜。爱读书。爱电影。还少不了音乐。相信生活的美好——这是未来要努力过好的生活。也希望同时遇到一个女孩，她简单、美好、爱读书，愿意和我一起一生，过着这泉水一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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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斯基：中国导演心中最后的大师

Sat, 17 Jan 2009 14:09:22 +0800

撰文：谭旭峰

10月24日，在中国电影资料馆举办的波兰斯基见面会上，陆川作为特邀嘉宾见到了波兰斯基，尽管之前在台下已经和波兰斯基有过交流，但他在现场仍然难以掩饰自己的喜悦，“我从很小就看波兰斯基的作品，我最喜欢的作品之一是《水中刀》，其中有一个镜头到现在还在触动我的心灵：男主人公抓着船的桅杆在海面上行走。那一瞬间我被打动了，我看到了电影的力量，电影总能撕破现实，关注心灵的最深的自由的东西。”

这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