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行星

“犹如贝壳深处的海涛声”

Wed, 18 Nov 2009 10:38:15 +0800

研究德里达的人其实已经很多了，但我想要做的其实并不是分析他，而是去认识他，熟悉他，进而从我的角度去感受他。[1]德里达的晦涩难懂是出了名的，但是读他的1966年发言稿并不如我想象的难，至少不比读卡勒的《论解构》难。

“文学中使我感兴趣的实际上是自传性的东西--并不是被称作"自传文体"的东西，而是完全淹没了自传‘文体’的自传性。的确，我发现绝大多数自传性质的小说几乎都不完全是自传的。”

在德里达最后的谈话《我正和我自己作战》（《世界报》2004年）里，他这样说。坦白说，相较于某些由虚荣和自负捏造出来的断论（这在当代尤其多），德里达坦荡的不确定更让我觉得亲近。

“我从未离开过大学，许多时候我感觉自己并没有给大学留下有价值的东西；而另一些时候，有时就在同一时间，我想自己做得很好，值得继续。我有这样的态度，一些人一定有双重的感受；解脱、造反、反语，同时又有认真负责的忠诚。我特别感到，这时我的解放感觉保留着对从中解放出来的东西的记忆。它对学术遗产和一般传统同时掺杂着尊重与蔑视，我希望这样的混杂在我做的一切事情上都是合理的。”

我庆幸我这样认真地读过德里达，当我再次陷入怀疑的时候，会少一些孤独感和恐慌。

“我被驱逐出学校的头几个月很糟糕。我开始经历外部世界的反犹太主义，在大街上，在我朋友的圈子里。我旧时的玩伴对我就像对待一个‘肮脏的犹太佬’，不再和我说话。一种精神创伤，它不仅导致培育了我对法国文化和法国的非归属感，而且也以某种方式排斥我归属于犹太文化。1942年到1943年间的几个月，某种东西凝固了，变成了我身上永远的一部分。”

这是德里达《明信片》中的一段摘录，可以说，他后来成熟的解构思想和他的犹太身份在他童年时的遭遇是分不开的，这“凝固了的部分”始终影响着他关注什么，从什么角度去关注。但他的解构思想终究是超越了狭隘民族主义的，因而他能在五月风暴时站在这样的立场：

“我并不反对这场运动，但我总是很难对一致性感到激动。我并没感到我是在参与一个伟大的变革。但我现在相信，在这场不太合我口味的狂欢中发生了其他的事情。我无法为之命名：这是一种来自很远又传到很远的地震的震动。这些震动余波未平。当我看到保守、甚至是倒退势力的怨恨的公开展示，和对控制权的一再坚持这个事实以后，作为一个教师我正是在这样的后果中，才开始赋予我的作品一个明显的、更具‘战斗性’的形式。”[2]

要怎样理解德里达呢，他是解构的，又是建构的，他是保守的，又是超越的，他是哲学的，又是文学的。他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他是无意义的意义。在这一点上，他比现象学的先贤们走得都要远。还是他的好友让·吕克南希说得好：

“你努力要成为盲者，为了更能赞美只有黑暗才拥有的光明：视线之外并且包容秘密的光明。不是隐藏的秘密，而是明证物，存在、生／死的秘密呈现。”[3]

也许，只有体验过彻底的怀疑和彷徨的人才能真正懂得德里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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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只是本文的一种尝试，感受向来被认为是过于主观，不适宜出现在论文里。但笔者认为，再严谨的理论都是活生生的人的思考和感情，因此，要想真正理解一种思想，只有分析和“拿来”，是不够的。正如德里达自己在访谈中所言“为什么他们从自己的著作中抹去他们自己的私人生活？在他们的个人生活中没有比爱更为重要的了。” （《影像中的德里达》原载《南方周末》，2004）

[2] 夏榆《德里达：我很难对一致性感到激动》（载《南方周末》，2004）

[3] 让·吕克是斯特拉斯堡马克布洛赫大学的哲学教授。德里达曾为他写过一本书《触摸》。该句出自让·吕克为德里达写的纪念文章《留步，德里达》，由中国现象学网全文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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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乡

Mon, 09 Nov 2009 19:52:47 +0800

“被听成了一首诗的城市。拥有庭院之光的街道。”

——《蒙得维的亚》(Jorge Luis Borges1899～1986)

“

　　罗兰．巴特曾经写道，我没有传记。按照这个将写作视为欢娱擦痕的作家的观点，从我写第一行字开始我就不再看见我自己了。
　　我于1959年7 月10日出生于上海三角地附近的一所公立医院。有一段时间，我时常路过那地方。两层或三层的红砖房，内部幽暗，一如左近的冷库，在街边麋集的穿棉裤的搬运工。那是一个多岔路口，曾经是我短途跋涉之后的嬉戏之地。再远处是外白渡桥，它似乎是我灵魂中唯一的桥。我的邻人在此处溺水而死。我记得那兄弟俩在扶栏上飞身跃下的身姿，在空中仿佛是长机和僚机。在附近梦幻般的，有一所大院子，如今已经无处可寻。它的嘈杂群居般的人们，操场一般的空地，那些坑坑洼洼的鹅卵石和水泥的混成物。潮湿甚至是一些小的蓄水池。这是少年们闲时的游戏。他们快乐，脸上沾着腥臭的雨水。
　　我还记得那个雨中的外滩，外白渡桥下，精致而冷清的咖啡室。我从未进去过，我喜欢路经它时那份孤寂的感觉。
　　忽然，我的童年结束了。
　　我随我的家庭搬进了一个更大也更真实的院子，那是一个停满了吉普车、军用卡车和高射炮的地方。这不是一个比喻。时光飞逝场景又变了，真实的东西远去。或者说进入了更高的存在。之后，我开始写作，时间是1973年。不堪卒读，1979年再次开始写作，仍然是不堪卒读。1980年，第三次开始写作，1986年第四次．．．．．．试问，我将再次在何处停下来？重读我的文字，他们由钢笔、圆珠笔或是便携式电脑书写，包含了笔误，意指这个世界，组成我的作品集的目录和本文，使我可用想象之物赠与真实的友人。
　　我想说我的生命是适意的，它由书写幻想而来，终于有一天，由幻想书写而去。这是一个隐喻，犹如巴特所言：写作是一个不及物动词。

对我来说，上海并不是一个被严格区分开的郊区、或者说是一个市区。我从来都没有觉得，我是特别属于哪个区域，或者说我在感情上认同哪个区域。因为我总是一会住在这，一会住在那的。然后随着父母搬家，住了将近八九处这样的地方。好象是一个游荡者。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培养了我：就是在感觉上和事物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然后总好象是一个观察者，总是伴随着很多冥想。是在观看，好象不能很深入的投入到某一个街区的生活中去，好像是这样。
　　为了逃避上山下乡，我在上海的邮政局里呆过十年，这使我有机会从一个职业漫游者的角度观察这个城市。我说过，如果我要写一部自传的话，它的题目可能是《我在一辆自行车上面》。

　　上海，这座梦幻之城，被植入了多少异族的思想和意念。苏州河上的烟雾，如此迷离，带着硫磺和肉体的气息，漂浮着纸币和胭脂，铁桥和水泥桥的两侧，布满了移动的人形，衔着纸烟，在雨天举着伞，或者在夕阳中垂荡着双手，臂膀与陌生人相接，挤上日趋旧去的电车。那些标语、横幅、招贴、广告、商标，转眼化为无痕春梦。路面已经重新铺设，60年代尚存的电车路轨的闪光和嚓嚓声，仿佛在街头游行的人群散去之后，为魔法所撤走。

　　那时候，生活对我来说是天气。阳光很好，四季变化的街道，变化的人群，都是你能体会到的东西，一切都挺简单的。不像现在，很多事物你都已经体会不到了。刮风下雨、阳光四季的变化都不知道了。你知道的只是天气预报，是一个概念。冷了或者热了或者其它的那种，细微的感觉都已经丧失了；而那时，我觉得是有这种细微感觉的。

　　那些记忆在哪儿呢？年轻，腼腆，神情迷惘，额前的黑发遮挡住目光，他的日记中留有布片、纸屑和树叶的标本，封面和扉页已经褪色，他的私人地图已需要重新绘制，比例尺必须改换，还需要重新上色，重新为楼宇标高，那些河流呢？整整穿过全部纸页，具有清晰的轮廓，犹如女性的唇线，布满了记忆和温暖的触觉，像音乐那么流畅，并且深邃。
　　人们在这里出生、玩耍、上学、恋爱、谋生，用眼睛抚摩他的整个外观，四季中的每一天，一天中的每一分钟，在暮色和晨曦中辨认它，不知为什么，仿佛只是一次惜别前的凝视，深情却又是一片茫然。

　　在上海，我觉得你要从声音的角度来观察这个城市，它在不同的区域也是很不一样的，在不同的年代也是很不同的。比如我小时候，我住在那个离港区比较近，有的地方甚至是一街之隔。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经常会听见轮船进出港的那种汽笛声。它给我很多联想，让人联想到有什么人离开或者归来……但是现在，我觉得从一个大的方面讲，这个城市的声音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喧嚣；然后彼此抵消了所有的声音，都混成一团；然后让你很难再辨别它。
　　在今天的上海，人们的幻想是指向过去的，而一个隐约可见的未来，是由少数建筑师所规划的，而实施这一切的，则是一些几无幻想的人群。好象这个城市就是在不断的建设和破坏中生存着，这也是它残酷的一面，我们个人的很多记忆是试图通过一幢房子、某处建筑、某个街景来保存的，我觉得其实是很徒劳的，它永远在被修改在变化。

　　没有人幸免于此，如果你在此生活的话。一如浑浊的苏州河，需要管制和足够的时间令其因自身的代谢而得到净化。平静的生活是需要时间才得以缓慢来临的，让这样的幻想陪伴着我们吧，有一天，苏州河畔的旧仓库以其穷愁潦倒的外貌成为天才画家的温床，而底楼临河的窗口总会在夜间晃动着妩媚婀娜的身影。这种越来越远的源于西方的想象，与今天的许多新事物一样，总会成为上海生活的驱动力，以此暗暗地向它的策源地谨慎地致意。
　　顺着苏州河与黄浦江的交汇处，在记录着若干种族耻辱的外白渡桥上，向东眺望，一个新的城市已然呈现，金茂大厦、世纪大道、中央公园、浦东机场这些标志性的景观，无不含有巨大的和对未来无限憧憬的器官，它们的金属式的冰冷闪光，散发着网络和太空时代的遥远而迅疾的气息，它把人们的生活从过往的琐碎历史中连根拔起，甚至脱离日照的温暖和潮汐的疯狂支配，以摆脱引力的能量向着未知的、宇宙般的、莫名其妙的生活进发。
　　而那些次要的景观，那些遗留的和新生的“危棚简屋”，以它们惯有的方式给事物带来无穷无尽地庸俗解释，使世界显得日常、潮湿、温暖和甜腻，它们是对简单事物的烦琐注释，这些终将被忽略不计的冗长注文，是使世界复杂不堪的要害，人们沐浴着它无微不至的垂询，沉睡在它不断重复的迷梦之中，并且从中读出生命的细小秘密。
　　这是向许多不同的方向生长的城市，但是它唯一可能忽略的是幻影，是无对象的恭顺和谦卑，是事物的远方，隐秘的激情和神经质的基因式的接触。总之，是神经末梢的匮乏。
　　其次，它可能被废黜的是虚构式的呈现，因为报告已然取代了叙事秘密的研究和披露，瓷器上的一道花纹，已毫无历史可言，谎言已不再被看作是修辞，而天然之物已被视作是一种技艺。乏味的人和乏味的语言已是城市的英雄和楷模，人们不计后果的沉溺于宫廷和街头巷尾，无名的人和未名的事物被忽略了，我们大致可以知道是什么汇聚成了浩大的世界。
　　正在被记载的还有另外一种典范生活，它正与基本生活的品质和规范一同建立起来，它被形容为干净的指甲和履历，每日摄取的维生素，对疾病和股市的忧虑，一份保险以及不动产，加上对青春期的羞涩回忆，这无可挑剔的一生，堪称完美，当然人们还是有一丁点缺憾，因为它正是完美的一个部分。
　　人们需要一种镜像式的关系，让自己在光滑如水的外表中发现一点瑕疵，一点色素沉积的迹象，一点迟疑和犹豫，因为生活也需要一种风格，一种文体，才得以成立，而自我质疑正是其要素之一。
　　对上海这座城市的地方志详加研读，会使我们获得若干抽象而又繁复的印象，它的历史是富于装饰性的，它的历史的纹样是一种飞来之物，不是来自自身生活的积淀，但是它与上海的面容如此的吻合，以至它毫不费力的成为此地精神的代表和象征。我们有理由相信，城市的未来比之它的过去将更关心它的轮廓上的线条的纹样，它会更轻易地遮蔽住微小事物的痛楚的扭动，它们甚至不会成为城市徽记的底色，它们会在城市的水系中化开，污染它，并且最终为它所净化，它的两岸景色中，那些喜剧般的狂想，会以另外的形象现身。
　　在童年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幻觉，我将要度过的一生是我的生命的一个次要的部分，而我生命的核心，会以另一种方式，在另一种历史中存在。它逼真到我触手可及的程度，就像无数次的触抚自己的身体－－真实中的虚幻、色情、慰藉以及悲痛。而身体的概念最初来自于影像，来自于对影像的记忆、放大和扭曲。它有时是一张家里的旧明信片，有时是过期画报中的一帧泛黄的风景照片，有时是电视里的一个一闪而过的面影，而更多的时候它是电影中的一个片断－－它由那些人物、故事、场景所组成，而当它们进入我的视网膜时，却被置换成了无名的容貌、印象主义风格的景色、运动中的肢体和永恒而又不断变易的四季。一如但丁的诗篇《神曲》中的诗句：
　　“我见到的幻像
　　几乎完全消失，但从中诞生的芳香
　　依然一点一滴落在我心中。”

　　我曾经想过，这个城市给你带来的压力很大，它通常都是很快的。人们很匆忙仓促的从这里赶到那里，好象是在做什么事情，为了生计或者为了理想。但就我个人而言，在这样一个繁杂的，这样一个迅速变更的背景前，我觉得我一直是一个挺庸懒的人，是一个很慢的人。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写过（当然是假借这个作品人物之口了），说我把我的一生只看作是一次长假。我想我不会为这个东西所动的，它会影响我，给我压力；但是我不会为它所左右，非常慢越来越慢，我就是这样的。

　　一种中世纪的柔情和哀叹，仿佛是无产阶级的情怀，预示了电影工业的诞生及其历史命运。自然，我要说的是幻像。它来源于仿佛真实存在过的上海，来源于本世纪上半叶滚滚而来的墨西哥阴阳币，来源于胭脂和肉欲，来源于醉生梦死的夜晚，来源于一首爵士歌曲，一首叫做You Belong To My Heart的歌曲.以那个年代的洋泾浜英语来翻译，它就是《肚皮上有一只蟹》。这就是这部电影的名字。这就是我的乡音，我的四处散逸的乡音。夹杂着尘世浊重的气息，在黄浦江和苏州河上空飘荡着尖锐的阴性的腔调。
　　在我看来好象并不存在这样一个旧上海：由媒体、若干人士的回忆、他们精神上的需要所产生的一个旧上海。所谓的怀旧或者说对三十年代的精神上的补偿似的一种幻想、一种需求，对我来说不存在。我知道有这样一个时间，在这样一个地方，曾经产生过这样的人群，生活对他们是重要的。但对我来说是非常虚幻的东西，我在精神上不需要，所以在心理的倾向上，我并不倾向于这样的东西、这样的时间、这样的时代。曾经写过这样一个剧本，从动意上来考虑，其实是讽刺性的，我其实是想探究一下今天的上海、今天的上海人、或者说这样一个所谓的怀旧运动。从内心来讲，我想检讨这件事情。我对它没什么兴趣。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听过我们的演奏，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在我们演奏的爵士乐中日复一日的消磨着那些夜晚。虽然那些乐曲还在，时常还会不经意地在耳边响起，但是，那些面容，身影以及旋转的舞姿早已消失不见。我甚至不再记得我那时的容貌，虽然它会从一张旧照片中向我呈现出来，但那仿佛已是另一个人，在另一个地方，另一个故事里。那中间似乎隔着某些东西，犹如乐曲中的休止，停顿一下，然后，乐曲总会在某个你意想不到的地方再响起来，萦绕着你，触动你的某一部分，把你从你的生活的停顿状态中再次带动起来。在今天看来，这就是我年轻时每晚去沙逊大厦演奏的原因。我还记得什么人的口头禅，他喜欢套用爱灵顿公爵的话：马路就是我的家……上海只不过是替我存放信件的地方。

　　我查了很多资料，看一些爵士乐史。在二三十年代，美国有个特别流行的叫爱林顿公爵的乐队，他也是爵士乐的一代大师。他曾经有过一个说法，说城市只不过是一个存放信件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比喻非常好，就是人们和这个城市的关系。不是说有一种强烈的归属感，或者说是一种故乡的感觉；它总是给人此地不是此地的感觉，好象你是一个过客、一个观光客、一个漂泊者、或者一个流浪儿。你会在这个地方获得一些消息，和什么人建立一种联系；但是你和这个地方没有联系，或者说没有那种故乡式的很深的联系.

　　我时常自问，我是否怀有普鲁斯特式的雄心，想要在记忆深处召唤出逝去了的时光的原貌，而我也不断告戒自己放弃这种努力，那个由诸种物质构成的上海是不存在的，因为它如同一代人的生活，如果未曾被恰当的描述过，它就是不存在的，而描述所经历的衰减、损耗和变易更加深了这一点。“我生命中的故事是不存在的。”“有过的也不曾有。”或者如艾略特所说的那样：“而你所在的地方也正是你所不在的地方。”

　　在未成年的时候，我一度喜欢上了黄浦江上的渡轮，花几分钱，随着人流来回摆渡令我沉思我一无所知的事物并且由此获得慰藉，江面在四季中的形态以及风雨中水面那令人窒息的味道，是最初令我产生迷惘之感的东西。流水天然地变成了一个象征，它的波澜和雾气绵绵不断向两岸涌去，似乎要使潮湿的南方陷入更深的纠缠之中。
　　后来，我离开江面越来越远，更多地在街道上徘徊、流连和观望，我所幻想的那个黄浦江畔的上海，消失了，因为时间的拨弄，我杜撰的热情也消失了。我想我知道这是为什么。

　　如果你在一个地方生活了几十年，那么多少会有一点惘然若失的感觉，你在那里度过的岁月，就是你失去的最基本的东西。它们像沙子一样在你的指缝间流走，悄无声息。在你叹息它的流逝的同时，你已经忘却了曾经是怀着怎样的心情消磨时间，艰难地打发它们的。拥有和丧失，时光硬币的两面，享有它也就是磨损它，直到有一天它不再流通。
　　追忆是永远不会碰壁的。它化解了人们面对现实时产生的诸多忧虑，这种优雅的伤感是作为一种弥补而存在的。
　　上海是一个城市，而不是什么人的故乡。或者按我引用过的话：“它只是一个存放信件的地方。”人们到来和离去，或者在上海的街头茫然四顾，你不能想象人们在死后把自己安置在一个信箱里。这里面当然有近一个世纪来的世事变迁所造成的影响，但这是上海这个城市的命运，如果我们无法聚拢在先人的墓畔，那么我们只能四处飘零。
　　从文化的形态看，上海从来就是一个保守主义的营垒，最多是一个偶尔被激进主义利用进行激进活动的保守主义场所。它从来不是对抗性的，它总是绕过某些东西，或者是两种不同事物之间的妥协。它的矜持、含蓄是无可避免的。但这也使它避免了激进主义式的思想僵化。这也许是人们今日喜爱“在家里、在咖啡馆、在去咖啡馆的路上”的一个潜在的背景。
　　我曾经幻想，有一天在上海之外的某一个地方，在下午宁静的阳光中，全然以回忆的方式书写那个人声鼎沸的上海。如今，这种幻想已经荡然无存，因为我逐渐地明白，我一直就在上海之外的某个地方，比任何地理上的位置更远，由时间以我所不自知的方式令我无穷地思念它，而缓慢地失去对上海的触觉。

　　在文学中，那个身体的、本世纪的上海从未显著地存在过，而这个无以名状的世纪上海就要带走它所有的气味、肤色、彼此交错的眼神和神经质的但是低调的生活。也许就是这种在文学中从未建立起肉体感觉的生活，（拉什迪曾经痛切地陈述过远离故土而使肉体感觉中断所带来的伤痛。）使我们天然地精神分裂式的生活在若干个不同的时空中，使一切生活都变成了预设。而一切体验都变成了对预设的体验。由此，上海变成了一个人们在潜意识里想要在经济上攻占，而在文化上舍弃的城市。一种文化上兼收并蓄的幻觉从未如此耀眼地成为我们生活的光环。人们依然没有找到他们自己的调性，你去看一下充斥于世的比老建筑更加陈旧的新建筑，就可以知道，依附于此的生活将会更多地依赖于破坏。

　　事物会在转瞬之间变为记忆，从而期待人们重现它的努力。伟大的马塞尔．普鲁斯特更使我们为自己的一知半解找到了逃避的理由。对记忆的崇尚使我们失去了接触事物的能力，而记忆修改事物的能力，使我们更加沉溺于此。生活是第二位的，而关于生活的支离破碎的新教条是第一位的。
　　为什么是上海？是什么使上海的生活缺失了愤怒和激情而变得如此莫名其妙地倾向于优雅？那些吃大蒜的、甩着膀子走路的山东人呢？那些说话带着浓重拖腔的东北人呢？那些贪吃的宁波人呢？那些大嗓门的、爱冲动的苏北人呢？那些嗜汤如命的广东人呢？我所热爱的这些声色俱全的大叔，在九十年代的新民居运动中，经过一次居室装修就变成了一种人。装修人。
　　你要是没有经过今日建材行的洗礼，你怎么还感奢侈地自称是个上海人呢？当然，这不是某一个人的错误，从文学的角度看，这不过是一个官方现实罢了。温和地说，它处在幻想的另一侧，是一个滋生细微触觉的地方。但是在一个像新装修的卫生间那么干净的地方，你要是不先用滴露洗干净你的手，你是什么都不敢做的。
　　这是一个向内翻转的时代，从未有一个时代人们的内心像今天这么丰富、深邃，一直深到不可测知。

　　如果不是一种修辞，那么，有什么比缓慢更缓慢呢？一本比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缓慢》更迟出版的小说？一种对更深的记忆的涉及？
　　我还记得在我的小说《呼吸》的封面上的引语：小说仿佛是一首渐慢曲……，难道我是在说，我要越来越慢的退回到记忆的深处？那里存在着什么令我难以释怀的使灵魂震颤不已的记忆吗？或者是因为缓慢的天性使我陷于想象，有什么无比珍贵的东西仅存于近乎静止的地方呢？
　　缓慢当然不是一种托辞，我记得诗人柏桦那优雅迷茫的诗句：呵，前途、阅读、转身、一切都是慢的。一切！这里连可资比较的事物也不存在，这种自弃式的态度从来都是令人迷恋而又困惑的。
　　缓慢还关乎气息和声音，从容地、适度地、低声地、诚恳地，试图除去一切杂质和噪音的，因为“写作是需要百般矫揉造作而后才能掌握的一种才能。”
　　缓慢还涉及诸多事物的比较，地点，从一处移向另一处，捷克和法国，专家和昆虫，个人和公众。遗忘的喜剧，契柯西蒲斯基，因为记忆，人们总是遗忘他们此行的真正目的。写作，一种离心运动，使我们日益远离我们的初衷。由南方向北方，由东方向西方，由小说向电影，由中文向译文，由边缘向中心，总之，写作使个人变成了它的形象。
　　哦，缓慢还是温和的，疲倦的，歉意的，沉思的。顺便说一句，我第一次接触到“缓慢”这个概念，是在本雅明的著作中，遥远而迟缓的土星，处在椭圆形轨道的最远端，它莅临的周期是如此漫长而缓慢。

”

——《一个人和一座城：此地是他乡》孙甘露

他是如此缓慢因而敏感，又是如此坦诚因而残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