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作如是观

公民大会 2008-09-15

对文人的偏见 2008-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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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原来可以是真的

Wed, 24 Sep 2008 08:49:25 +0800

扔一句很装的话在前面：任何文本的读解过程，都是作者与读者的潜在对话。文学之所以吸引人，在于读者总在他人的文本中不断地投入自己——感情、思想、经验与教训——调出与众不同的味道。我一厢情愿，以为好的文学是那种具有挑战性的文学，挑战读者的道德底线，挑战读者的想象力，或者挑战读者的世故偏见。重要的是，这个挑战，往往是按照叙事顺序进行的，不知从哪一瞬间开始，陷阱已经设好，而你浑然不觉地着了道，最后的恍然或感动的一刹那，就该是“意义”所在了。
　　这个电影一开始，先交代大卫的身份：在电视访谈节目里侃侃而谈的学者，谈的话题也很有暗示性，清教传统的压迫与60年代的反叛。然后，镜头掠过暮色中的曼哈顿，进入大卫的房间，很宽敞，很有品味的布置，餐桌、钢琴、沙发，中产阶级的大房子。窗外有雨，看得见大卫的背影，略微有些落寞。旁白说到老年问题，说到还不老的心——大卫，花甲之年了。下一组镜头是哥伦比亚大学，他在黑板上大字写下罗兰•巴特，穿白衬衣的24岁的美丽的康斯薇拉进来，坐在了第一排……看看DVD机器的显示时间，3分58秒，任谁都知道了，这个电影是关于“忘年师生恋”的。
　　提到师生恋，都熟。幼稚园小朋友喜欢漂亮阿姨、女中学生暗恋男体育教师的那种不算，说的是“谢尔瑞斯”的。比如阿贝拉尔与爱洛依丝，海德格尔与阿伦特，罗丹与克洛黛尔，鲁迅与许广平，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延安的讲台上挥着手，下面显眼处坐着眼巴巴的江青……其实不用扯得那么远，我身边案例就多了去了，嘟嘟他爹玉树临风那会儿，如果不是有如花似玉的嘟嘟他妈傍在身边，指不定收了多少情书整出多少幺蛾子呢，好悬哪。还有一位同窗的老公乃名校博导、青年才俊，即便拖鞋短裤腮边带着粉笔灰做济公状，也被半打女研究生“勾引”了，说起来他还一脸无辜。最拍案惊奇的是我认识的某老老师，一二三，连着娶了三个女学生，他的年龄是日益增大，老婆的年龄倒一个比一个年轻起来，弟子们羡煞——虽然他们还要硬着头皮叫“师母”的。没错，我对名人的师生恋还算同情，可是对于身边的，多少还是有成见。
　　我脑海里一边放着自家小电影，一边把电影继续看下去。老实说，大卫的“爱情资本”雄厚。他身体状况良好，能打凌厉的壁球。有个每月来一次的情人，本乃20年前的女学生，徐娘半老，风韵犹存，也是能从侧面给大卫加分的。大卫勾引人的手段看起来太眼熟，是个文科教授都会的吧，出口成章的文学经典，偶尔弹弹的钢琴，福柯分析过的《宫娥》不妨再显派一遍，做访谈节目的时候也不妨显显。我大笑。手段蛮灵，他和康斯薇拉很快上了床。嗯，床上戏我不很感冒，虽然佩内洛普•克鲁兹的身材很是惹火。我关心的是：他图她什么显而易见，而她呢？
　　见得太多了，男老师博学睿智，职业美化了他们，正人君子是吸引力，落拓不羁也是风格。都说有权的男人招人爱，男老师的权力是知识转换来的权力，像蓝个英英的杀蚊灯，专杀那些不喜阿堵物自投罗网还标榜不俗的女生。等到你真的嫁了，你会发现他这个灯可是没灭，还会有大量的女生冲着巴特福柯委拉斯凯兹柯扑来的。嗯，我见得太多了。
　　看来大卫也心里有数。从理智出发，他想断掉这段感情，可是哪里有那么容易，既然是老房子着火。往长远想想，总有一天，会有更年轻更优秀的男子把她带走的，所以，还需把握现在。他要从她的青春里偷来一段点缀自己的孤独晚景，她的笑颜在定影液里凝固，凝固住的是这私密红灯照着的饱满时光。
　　因为叙事视角是在大卫这里，受视角限制，我们不知道康斯薇拉到底怎么想。她好像很简单，可是，真的简单么？如果她只是在教授这里短暂停留，当一只花蝴蝶，倒是符合世俗期待。不过，她看起来不是逢场作戏的，康斯薇拉认真了，她邀请她出席各种重要的PARTY，她的生日的，还有圣诞节的。大家都知道如果出席这个PARTY意味着什么。不，她不图他的财产什么的，说起来她家也是有身份的，从古巴流亡出来的富豪吧，纽约有着大豪宅。她任性地一团火热地想邀请他进入她的生活，这一次，很郑重地邀请他去参加她的家庭毕业PARTY。
　　大卫，经历了好几次婚姻的、60年代狂野过的、从来不把婚姻责任放在心上的老男人，他怎么会“上这个当”？不想自己陷住自己，不想耽误康斯薇拉，在他的想像里，如果他出席了PARTY，她的亲属们会投来那种怪异的眼神，仿佛在说“老牛吃嫩草”。他受不了。于是，在再次失约之后，他接到了康斯薇拉的“判决”：不要再给她打电话了。OVER。
　　他大病一场。余下的两年里，朋友死了，老恋人伤心了，老式墨水笔写字还是刷刷有声的，可是壁球有些打不动了。
　　真正的高潮，那个设计了我等的陷阱，是在康斯薇拉重新出现的时候。她剪了短发，朴素，忧郁。她说她两年里没有找男朋友，现在发现了乳癌，要做深切手术了，特地来找他拍套照片。在沙发上，她缓缓揭开衣衫，摆出戈雅笔下那个玛哈的姿势。大卫在结识她之初就指出她的眼睛活像玛哈。玛哈，西班牙语里是“俏女郎”的意思。康斯薇拉不仅俊俏，她还深情。就是那么简单纯洁的、什么也不图的、遗忘了年龄的爱情。女学生不在乎世俗观念，从灵魂到肉体，一门心思的爱着。倒是这个标榜不羁的教授，掉进了自掘的陷阱。
　　终于，到了唱挽歌的时候了。大卫抱住病榻上的康斯薇拉。镜头转回当年，在海边，她的头发还长，他还没这么老，他后悔了吗？
　　是我后悔了，从什么时候我不再相信康斯薇拉般的爱情，从什么时候我把忘年师生恋视为一场笑剧。我怎么这么世故了。
　　爱，原来可以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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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财产、债务与投资

Sun, 21 Sep 2008 22:54:01 +0800

17岁，马克思在波恩大学学习一年，从那时起形成一个习惯：花钱超过家庭的支付能力，传记作者麦克莱伦说：“这是他一生的特点”。

后来他转学去柏林大学，五年中改了10次地址，消费了大量酒、咖啡和胡椒粉，并且“几次求债”。他父亲指责他“不顾一切惯例一年花了七百塔勒”，而“最富有的人花的钱也不超过五百”。

24岁，他与母亲发生激烈争吵，从而被取消了一切来自家庭的经济援助。他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是《莱茵报》主编，当时工资不详。但是《莱茵报》被查封后的第二年，《莱茵报》的股东们不计前嫌，给了马克思1000塔勒。

马克思与卢格拟定出版《德法年鉴》，作为杂志的副编辑他可以得到每年550塔勒的薪水。有了这个承诺他马上结婚。燕妮的母亲给了他们一些钱去度蜜月，他们把钱放在一个箱子里随身带着，一路看望了几个拮据的朋友，箱子就打开着放在桌子上，每个人愿意拿多少就拿多少，不用说，钱很快告罄了——马克思有着令人惊奇的对金钱不在意的态度。《德法年鉴》只出了一期，卢格给了马克思几本杂志算是稿酬。

1845年在布鲁塞尔，马克思提前支付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稿酬1500法郎（后来出版商取消了这一出版协约），恩格斯等朋友又为他募集到近1000法郎，而且，恩格斯还把自己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的版税给了马克思，这笔钱使马克思一家渡过了一段难得的“美好时光。”

到1847年，生存条件恶化，马克思不得不四处告贷，直到母亲给了他一笔继承财产的预付款：6000法郎。这可能相当于他前三年收入的总和。这笔钱马上就有了用场：马克思捐出相当一笔钱来创办《新莱茵报》，所有的设备和机器都是他个人的，尽管有了5000份的销量，但是报纸还是濒临破产。最后停刊的时候，马克思说自己一共贴进去7000塔勒。

马克思一家在伦敦的初期生活是异常悲惨的，因为交不上5英镑的欠款，燕妮和孩子被房东逐出。1852年似乎是最为糟糕的一年，2月份马克思甚至不能出门了，因为外衣进了当铺。连小女儿的丧葬费都是借来的。令传记作者疑惑的是，该年度各方捐赠给马克思的钱当有150英镑，在当时的生活水平中，150英镑对于一个有三个孩子的中等偏低的家庭来说应该是足够了。显然，马克思不善理财。

为《纽约论坛报》当记者后，马克思有了一份比较固定的收入，1853年是80英镑，1854年超过160英镑，此后一直断断续续到1863年，差不多每篇2美元，报社的编辑说马克思“是该报报酬最优厚的撰稿人之一”。但是他的家就像一个巨大的漏斗，什么也剩不下。1856年，燕妮从苏格兰一个伯父那里继承了大约150英镑。母亲逝世使她继承了另外120英镑。所有的钱都用来还旧债、布置新房子。布置完之后，很典型地，马克思又没有足够的钱来支付第一季度的房租了。嗯，从1857年开始，他们有了第二个仆人，三个女孩子的法语、意大利语、绘画和音乐都要私人授课，花费真的很大。

1861年，马克思去荷兰拜访姨夫，得到160英镑，4个月就花完了。1862年秋天，生活再度困顿，他甚至想到去铁路部门谋个职位，因为他那吓人的书法，几乎马上就被拒绝了。1863年1月，恩格斯借给他100英镑，夏天，又另外借到250英镑，好歹熬到这年的12月份，母亲去世了，马克思继承了大约1000英镑。1864年5月初，另一笔意外之财到来，朋友沃尔弗去世，留给马克思853英镑和值50英镑的东西。这两份遗产给了马克思相对舒适的环境，使他能够完成《资本论》第一卷的写作。当然，他再次花钱无度，安置新家和还债花了500英镑，而住的那种房子适合年收入500英镑的家庭。

恩格斯一直是马克思的“救星”，在50年代初期，他给马克思的钱超过了自己的花费，从1865年开始，恩格斯答应每年给马克思200-250英镑。而从1865年到1869年的通信来计算，恩格斯给马克思的钱不少于1862英镑。

马克思参加过投机生意，60年代在美国赚了400多英镑。到了19世纪70年代，卷入一次“资本主义的冒险活动”，他打算参与一种新型的复写机的开发专利，结果与合作者发生争执，马克思在仲裁中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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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牛岛上的鲁宾逊

Mon, 15 Sep 2008 20:31:12 +0800

1719年，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出版。百多年后马克思在《资本论》里不无调侃地写道：“……我们这位从破船上抢救出表、账簿、墨水和笔的鲁宾逊，马上就作为一个地道的英国人开始记起帐来。”马克思自己是最讨厌记账的，年轻的时候是不喜欢，到后来是没什么资本可以用来记的，但是他对“资本”的确敏感，一语道破了“地道的英国人”的特点：哪怕是孤身在荒岛之上，他“数目字管理”，他记账。
　　英格兰在最近的六百年中或许堪称世界上建档最充分的一个国家，庞大的官僚机构、大规模的文化普及、持久和平、私人日记的兴盛和各类账本的使用，构成一座难以匹敌的史料的富矿。自16世纪以来，无数的原始资料纵横交叠，覆盖了高达95%的人口。不夸张地说，史学家完全可以跟踪调查一个村庄连续五六个世纪的逐年历史。20世纪60年代开始，牛津博士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密集研究了英格兰的两个教区即厄尔斯科恩（Earls Colne）和科比朗斯代尔（Kirkby Lonsdale）的历史，他收集了从14至18世纪每一项幸存史料，进行手工及计算机的处理，这项追踪研究持续了近14年。麦克法兰的研究从都铎与斯图亚特时代的巫术起步，他愕然发现英格兰巫术信仰深具独特性，与苏格兰或欧洲大陆的巫术信仰比较，英格兰的巫术有四个“缺失”，即：1.缺失“性”的动机，很是端庄；2.也缺失食物和饥饿的动机，相对富裕；3.还缺失团体和集会的动机，女巫有非常个人主义的特点；4.最后，缺失对暴发户的袭击动机，巫术不是用来防止经济分化、而是用来放任经济分化。在这项研究之后，麦克法兰又研究了同一时期英格兰的性关系和婚姻关系，发现不大符合人类学家在其他农民社会（peasant society）所发现的情况。再加上对喜马拉雅地区一个当代社会的人类学研究项目，麦克法兰发现自己所接受的有关英格兰社会转型的传统观念有误，而自己有必要首先廓清一个问题：英格兰在工业革命以前的几个世纪中，究竟是怎样一种社会。这个研究成果就是他的第六部著作：“The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 the Family, Property and Social Transition”，时值1978年，他是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系37岁的讲师。
　　《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家庭、财产权和社会转型》是一部干犯众怒之作，评论者说“它瞄准的标靶不下于三打学者，其中还包括一个早期的麦克法兰自己”，而麦克法兰这个“屠龙者”所面对的最大的两条巨龙，一个是卡尔•马克思，一个是马克思•韦伯，正是后面二人确立了一套权威理论，基本框架是说：英格兰曾经与其他任何一种农民文明并无区别，直到1450-1650年之间出现了分水岭，然后神秘地从农民的整体中断裂出来，摇身变为第一个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与荷兰一道）。这个从封建到资本主义的“过渡”或“转型”模式，在20世纪中期几乎是公认的常识。然而，麦克法兰像学术界的异教徒一般跳了出来，声称这种“革命”的程式并不正确，谬见掩盖了真相。于是，麦克法兰陷入了学者们的围剿之中，在当时英美等地陆续刊载的50余篇评论中，褒扬之语寥寥无几，诟病之声甚嚣尘上。
　　麦克法兰全力论证的是：英国个人主义并非起源于资本主义的兴起，更不是工业经济的产物。早在13世纪或更早的英格兰，已经有了相当发达的“个人主义的所有权”观念。所谓经典农民社会具有一系列表征，比如所有权、生产和消费均以家庭为单位，而非以个人为单位，农民社会充满家庭主义、而非个人主义的氛围。尤其是土地由家庭共同持有，并在家庭内部代代相传，土地所有权不可能个人主义化，个人所有权的概念也不可能流行。——如果按照这个指标体系，英格兰根本就不是一个农民社会。而如果英格兰从来不是农民社会，它自然也就不曾发生过马克思和韦伯所提出的那种“转型”。
　　亚当•斯密曾经指出：若欲创造财富，一个国家就需要“和平、公平的税收、健全的司法管理”。这三个条件听起来简单，实则不易，没有哪个大国获得长达几十年的成功。然而，从1066年开始，英格兰大致连贯地在长达800年的历史进程中成功地提供了这三个条件。它偶有战争，但是不至于伤筋动骨；它税收基本合理，虽然不值一提的几便士茶税使美国独立；它的法律体系十分不寻常，强调私有财产权，将经济领域与社会生活剥离开来，赋予男人女人几乎完全平等的地位，保障了平衡和开放的政治制度。麦克法兰的这部著作围绕家庭和财产权展开，描述了英国式个人主义，也就是占有性个人主义（possessive individualism）如何在英格兰拥有一段漫长而连贯的历史。这种个人主义侧重于私有财产权等个人权利，强调个人作为财产所有者的身份，这些“财产”包括个人的身体、能力以及个人通过使用能力而获致的一切。在作者看来，这样一种身份本身便赋予个人以自由、独立和平等。
　　麦克法兰在中译本序言中承认，如果在30年后的今天写作这本书，会增加三方面关于英格兰社会的描述：1. 公民社会，广泛存在的各种社团是民主的基石。2. 均衡的政体，高度分权化的行政体系，因相互制衡而倾向于“民主制”。3. 不平常的社会结构，店主、商人、制造业者、工匠、农业经营者等等，构成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占有性个人主义就是根植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之中，或者，换过来说，英格兰比其他国家更具有产生个人主义文化的基因。
　　确切地说，这本书的名字并不确切，因为作者并没有就英国式个人主义的兴起原因进行有说服力的论证，甚至也没有敲定这种个人主义的起源时间。L•斯通（L. Stone）在1979年讽刺此书说，依照麦克法兰的见解，“个人主义好像是凭空从日耳曼森林中全副武装地蹦了出来，然后被盎格鲁-撒克逊人用船舶运到了英格兰。”波科克（J.Pocock）在1980年也调侃道：“约翰牛在史前就已经是约翰牛”。有趣的是，在20世纪最后的二十年中，英美模式的普世论开始受到挑战，多元模式论、第三条道路论、英美例外论纷纷兴起，在这样的思想气候下，麦克法兰的这部著作也随之扭转了形象，不少学术著作引用或吸纳了他的观点，迟来的好评滚滚而来。
　　译者管可秾也是麦克法兰的另外两部著作《玻璃的世界》（The Glass Bathyscaphe: How Glass Changed the World）与《给莉莉的信》（Letters to Lily: On How the World Works）的翻译者。他参考了麦克法兰自己提供的50篇书评，写成长篇译后记《“异教徒”的孤独事业及其他》，在结尾处他指出：“除非我们赋予‘个人主义’极其不同的内涵，让它变得‘中国特色’起来，否则，我们只好认为它于我们基本上是异质的。观察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很难否认一个事实：我们最重视的价值无疑是家庭和其它共同体，我们不信仰个人分立。”汪丁丁在一则简短的评论中也指出：“个人主义精神起源于欧洲北方一个具有独特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岛国，只是随着同样也发生在那里的‘工业革命’向全世界的扩展而蔓延到了世界其它地方。这一精神生活方式能否如它所伴随着的物质生活方式那样适应世界其它地方的人民的情感方式？随着中国的日益工业化和在某种程度上的‘后工业化’，它也就日益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问题了。”
　　书中引述了一个文件，写一个19世纪的英格兰农业经营者的儿子，根据这种个人主义精神，14岁便脱离家庭、自谋生路。在圣灵降临周或是圣马丁节，传统的雇佣半年期工人的日子，“去往距离最近的乡镇，站在集市上。他身穿簇新的套装，打一条红绿相间的宽松领带。他在这没齿难忘的早晨穿上这套行头，皆因它是父母的礼物，用以正式宣告他的人生起点。……小家伙嘴里衔着一根稻草，当作他求职愿望的显著外在标志，在那里苦苦等候。”估计中国读者看到这里先替他心酸起来，这“狠心的父母”，这“吃人的社会”。可是且慢，依循这条人生路径，他受雇、勤劳、节俭，“年届三十左右便能盘下自己的农场。自耕者之子几乎人皆如此，而且大约也并不依靠外援”，如果他流落荒岛，大概也是一个鲁宾逊吧。
　　我想起几亿中国民工大军，想起当前农村在家庭模式上所发生的静悄悄的变化，想起我们能否提供那三个条件：“和平、公平的税收、健全的司法管理”，也想起我们是否有那种积极进取的鲁宾逊精神。我一厢情愿地想着，我们的社会也许不稀罕纽约牛，但是我们需要独立勤劳的鲁宾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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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普教皇的凡人一面

Mon, 15 Sep 2008 20:29:37 +0800

for TimeOut Beijing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封套上就是他，不死的安迪•沃霍尔的标准形象：白化病人的脆弱肌肤，淡金色的蘑菇头，水泡一样的大眼镜，同性恋者的整饬衣装。他直直望着你，推过来他的新书，这姿势会让你想起他的名言：“无论你有多棒，如果你不好好推销自己，就甭想被人记住。”然后你会发现他手里的那本书就是你正在端详的这一本的原版，From A to B and Back Again: The Philosophy of Andy Warhol。算起来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当是1975年，白驹过隙，可是，他和他的艺术样式，Back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中文版封面上赫然有他那只标志性的黄色大香蕉，它意味着什么？随你琢磨，如果你想深了、或者你想歪了，那不干沃霍尔什么事——他早已坦白：“我是个非常流于表面的人。”
　　所以，香蕉就是香蕉，坎贝尔浓汤罐头就是坎贝尔浓汤罐头，82张美钞就是82张美钞，一切可口可乐瓶子都是可口可乐瓶子，所有的玛丽莲•梦露都是玛丽莲•梦露，这里面没有什么叫做象征的东西。生活就是艺术，而艺术就是生活，机械复制时代的日常生活既然充满了物质与偶像，那么把物质与偶像机械复制出来，理所当然该称为现代艺术。波普，POP，Popular，流行与通俗，“波普的意思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做成任何事”，就是“每人出名15分钟”。正因为这种民主革命的性质，在激进的60年代波普一呼百应。尽管达利给蒙娜丽莎加上过小胡子，尽管杜尚把抽水马桶搬进展厅称其为“泉”，但是那时的大众与大众传媒还没有做好准备，是60年代使沃霍尔这个捷克工人移民的后代登上“波普教皇（Pope of Pop）”的宝座，不仅大红大紫，更能点石成金——在2007年的西方艺术市场上，沃霍尔打败毕加索摘取桂冠。在他之前的传统艺术家鄙视他，在他之后的新兴艺术家嫉妒他，但是商业文化、消费文化、大众文化拥戴他，就像你无法拒绝时代，谁能忽视他的存在？
　　沃霍尔曾说：“我宁愿看一个人买内裤，胜过于读这个人所写的书。”所有对波普教皇好奇的人既然没有机会看他如何买内裤，起码可以看看这本包含了买内裤情节的长篇自述。唠唠叨叨的自言自语，有自恋的味道，可是并不洋洋得意装腔作势，甚至如陈丹青所评价的，“展示了无所不在的自由和诚实”。他写爱、美、名气、工作、时间、死亡、经济、环境、成功、艺术、头衔、感觉和内裤，写得如此私人化，所以你知道他悉心照顾自己的脸、贴着眼膜与B煲电话粥；你知道他喜欢现金而非支票、把皱巴巴的一团钞票塞在纸袋里；你知道他惧怕公众场合又嫉妒那些拥有电视节目的人；你知道他把布鲁明戴尔百货公司当博物馆崇拜、把录音机当作妻子；当然，你也会知道他穿“子弹牌经典内裤”，五元钱三条。大量的物质细节、心灵感觉、夹杂着连珠妙语，也许看了后边的忘了前边的，可是，这也算是波普文化风格之一吧。最重要的是，在喧哗之下，你竟能感觉到一丝寂寞，这无关所谓的艺术哲学，这仅仅是一个贵为教皇的凡人在说：“我说过我没穿着新衣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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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大会

Mon, 15 Sep 2008 20:27:49 +0800

“我呢，总是第一个到场，我到了会场坐下来；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我唉声叹气、打哈欠、伸懒腰、放屁，我不知道做什么好，就在地上乱画，拔身上的毛，算自己的账目。我朝我耕地的方向眺望，心中深深眷恋着和平。”
　　多么活灵活现的普通农民形象啊。这是阿里斯托芬《阿卡亚人》一剧中的角色，名叫狄西奥波利。史书上关于雅典公民大会的记载缺乏生动的细节，倒是文学作品中留下来的东鳞西爪能让后人找到些“现场感”。同一个狄西奥波利告诉我们，雅典人开会总是姗姗来迟，然后互相拥挤，为了争夺前排的长凳而挤成一团——看来公民素质也不怎么高。这样的会议一般要持续六个小时，所以人们要自备干粮，阿里斯托芬在另一部戏《妇女大会》里写了一笔：“每个人来时都带着饮水袋、干面包，两只洋葱，三枚橄榄。”——嗯，这一笔很好，没有会议餐，大家也不带酒与肉，勤俭办会的典范。
　　除了特殊情况，会议日程由参议院决定，必须公布4天以后公民大会才能召开。在公元前5世纪，公民大会的“执行司”由执政官们组成，司长则由首席执政官担任，司长同时也就是公民大会的主持人，他下面配备一个传令官和一位秘书。为了维持秩序，另有30名检察员。每次开会前，先要举行宗教献祭仪式，主持人和牺牲品绕场一周，传令官诅咒“坏公民”，当秘书宣读完文件后，传令官向大会提问：“谁想发言”？好戏这才开场。
　　原则上，与会的公民都有发言权，想发言的人走上讲坛，把香桃木叶片做成的花环戴在头上，然后开始陈述自己的观点。抱歉，没有扩音设备，全靠嗓门、风度和演说技巧了。而6000听众随时都会高声表达自己的看法，嘘声，呼喊，拍巴掌跺脚，甚至更坏——吃东西、聊天、大声喧哗，根本不听你在说什么。最过分的是有人妄称神示，那么会议就会马上结束。还是在《阿卡亚人》里，剧中人风趣地说：“我反对大家继续开会讨论给色雷斯人发军饷的事，我向你们宣布神刚刚示意了：我感觉到了一滴水”。而就凭这“感觉到的一滴水”，传令官马上宣布：“请色雷斯人退场后天再来，执政官宣布大会解散。”
　　在如此混乱的局面下要维持一定的秩序，自然要靠一些“民众领袖”（demagogue）的作用。这些民众领袖有个人魅力、有演说技巧、有分析能力，称为“舆论领袖”可能更为合适。在他们后面或许有口才和形象没那么好的谋略家，而在大会的第一排，各派都有自己的“拉拉队”。如此看来，古代雅典还是非常“讲政治”的。
　　斯科特•戈登指出的：“我们很难相信由一年召开40次、每次仅有几个小时的超过6000人的公民大会来指定一般政策是有效率的。温和的理性怀疑论就能表明这种每个人都有发言权和提议权的公民大会将很快就会蜕变为暴动。”
　　萨托利评价说：“古希腊民主政体是一种最简陋也最粗糙的结构：它实际上是由‘发言权’组成，不允许甚至从未想到设计个‘出口’，特别是灾难性地缺少过滤器和安全阀。具体地说，古希腊的制度不能从重要信息中筛去琐碎的噪音和从长远需要中筛去眼前的一时兴致。”
　　在这二位“民主理论家”之前，还是麦迪逊做出的判断更为有力，在《联邦党人文集》第55 章里他说：“在众多的集会中，激情必定夺取理智的至高权威。如果每个雅典公民都是苏格拉底，每次雅典议会将都是乌合之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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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人的偏见

Mon, 15 Sep 2008 20:25:23 +0800

“语法学家的年收入和骑手赢得一场比赛的收入相当，历史学家写出一部著作的所得还不及每日新闻的播报员，律师的酬金就只是一块干巴巴的火腿和一些老葱头。”——这是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的一个断片。
　　那个好战的、荒淫的、奢华的、四分五裂的大帝国啊。按照孟德斯鸠的观点，古罗马的兴衰成败是由它的政治制度的优劣和居民风俗的善恶所决定的；而吉本在写作洋洋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时，除了“公共行政与战争”的主要线索，也把奢侈的生活方式列为原因之一。目前我们认为，在制度的下面，习俗的力量是深层的，研究特定时代的社会心态与价值取向，乃是史学的正业。
　　对于一个依凭军事力量崛起的帝国来说，崇尚刚勇、坚毅和纪律是那么的顺理成章。所以哲学、文学和艺术相形之下也就不那么重要了。尤维纳利斯记载：“富有的纽密斯托尔没钱给贫穷的门客作家，却花钱买了一头驯狮，给它喂肉吃。”还有人在墓志铭上标榜自己说：“我从来没有听过哲学家的课。”“一般说来，人们总是会取笑那些想成为智者的人。身着奇装异服、行为古怪、想法各式各样的哲学家是罗马人一致讽刺的对象。如果一个不知害臊的妓女拽着哲学家的胡子或者没文化的资产者取笑哲学家穿的鞋子，群众会无比兴奋。”公元1世纪的罗马，没有文化的人以大老粗自居，没有本事的人认为文人们更没本事，在普遍的社会心态中，可笑、懒惰、贫穷、没用、虚伪，这就是罗马知识分子的“公众形象”。
　　制度上的根源可以追溯到门客制。罗马的文人们是要依附于贵族的，如果他自己不够高贵的话。维吉尔之所以名满天下，还不是因为受到权贵的提携当了御用文人，他那个《埃涅阿斯纪》把屋大维的血统一路追溯到维纳斯，够肉麻的。如果说资助文学和艺术事业是富裕阶层的传统，但事实上在1世纪的新贵阶层眼中，文人墨客不过是无用的装饰品，地位与保护人的小丑、宠物一样。一些文化浅薄的罗马人不注重真正的才华，只苛求文人要有百科知识，如果一个作家能说出Anchise的奶妈的名字、指出Anchemolus岳母的国籍、答对Acaste的年纪以及他送给Siciliens多少羊皮袋的酒，那这位作家就能得到一小笔钱——很像小狗做对算术题的奖赏。
　　上层社会的不重视与下层社会的作践相呼应，使1世纪的罗马文人举步维艰。门客制度使保护人和作家之间、作家与群众之间互不理解。而大众对作家的根深蒂固的偏见又使贫穷、忍受饥饿、衣着寒酸的作家们更加致力于寻找能提供食宿的保护人。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之下，罗马文学的确远不如希腊文学那么辉煌，在罗马衰亡的历程中，多多少少，艺术充当了道德败坏的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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