昊

某师妹对我之评价

Sun, 21 Jun 2009 23:07:28 +0800

细皮嫩肉，

白白净净，

体健貌端，

举右臂摆动活似招财猫。

上海肯德基20年Say Yes-光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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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防台抗台小装备们

Sun, 21 Jun 2009 21:05:02 +0800

今夜，台风“莲花”在福建南部的晋江登陆，狂风呼啸，夹杂着倾盆但是乱飞的大雨。cmh同学的航班在今天下午终于摇摇晃晃地趴在了厦门的土地上。看着bbs上惊魂未定的他，想起来我当初在超强台风“圣帕”预报要正面登陆厦门的那个值班日我在值班室里拍的一张“备战备荒照”，里面多少描绘了当面对台风时，你要准备哪些东西。

先谈吃喝吧，人要撑下去，首先要有水和食物。

水：台风天可能会停水，所以你需要储备充足的矿泉水，我当时的储备是12瓶瓶装的矿泉水——如果一旦停水，尚可以应急。

食物：方便面，有水有电的时候泡着吃，停电没法烧水了，我还可以啃着吃。达能咸饼干、牛奶，这些食品都可以在断水断电后吃。我当时为了防止由于台风登陆，交通中断，我的值班时间被延长，准备了一书包东西——两碗桶装方便面，五包袋装方便面，四包饼干，还有一些零食。

手电：台风可能带来停电，你不是上帝，所以没法你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你得自己创造光，于是手电便成了必需品。我准备的是个手动的手电，不需要电池，需要时候只要手动就行。方便、简单。

手机：在某次地震的时候，我也在值班，当时手机就没法打出去。但不管怎么样，通讯工具都是必备的，这也是与外界沟通最好的工具了，如果值班室的电话线都断了的话。

收音机：手机基站也许都会被刮没了，于是你和外界的通讯完全中断，断电断网，你更不要指望什么电视机了，你只能依靠那原本负责收听敌台的收音机了。收音机这东西，现在不少人都没有，但在台风多发地区，我还是建议家里备上一台，又不贵，关键时刻派上大用场。当年921大地震，我在睡梦中迷迷糊糊到了空地上，就是收音机里传来那熟悉的敌台声：“高雄冈山机场跑道形变……”才知道，是台湾发生了地震，这心才放了下来。

剩下呢，生活还得继续，你不能因为台风放低了生活品质啊。于是，剃须刀、杂志等等都是你保持形象、打发时间的好帮手，努力撑到一切都恢复吧。

对了，最好还要准备急救药箱之类的东西。

此时，一个朋友发来短信，告诉我小区断了一下电，光纤断了，人在18楼，那风声呼啸得……

安慰了她几句，还好，这台风还不算大。

但是，但是，这防台抗台的小家伙们可不能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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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理财养成计划

Tue, 02 Jun 2009 07:21:43 +0800

3岁应学会识别硬币

　　4岁学会用硬币买简单商品

　　5岁知道管理少量零花钱，知道钱是劳动得到的报酬

　　6岁会识别大面额纸币，知道简单的零钱找换

　　7岁懂得阅读价格标签并确认自己有无购买能力，保证找回的钱数正确无误

　　8岁知道估算所要购买商品的总成本；知道节约以应对近一个月内的需要，懂得在银行开户存钱

　　9岁知道订立简单的每周开销计划，购物时知道货比三家

　　10岁知道每周储蓄小笔钱以在必要时购买较贵的商品，懂得阅读商业广告

　　11岁知道进行较长期的银行储蓄，包括储种、利率，学会计算利息，知道复利的原理；

　　12岁知道明智投资的价值，懂得正确使用一般银行业务中的术语，并知道钱来之不易应该珍惜

　　13岁－15岁可尝试一些安全的投资工具和服务，知道如何进行预算、储蓄和初步投资

　　16岁－17岁要学习一些宏观经济基础知识，学会关注全球市场信息，了解简单的金融工具之间的相互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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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女银行家的成功“秘笈”（转载）

Wed, 20 May 2009 09:12:05 +0800

Perseverence and Fighting Spirit,

　　China’s Top Female Banker Shares

　　“The Secret of My Success”

　　Interview with Ms. Wang Lili, Vice President, ICBC

　　2009 5

　　文/本刊记者韩松摄影/杨迪

　　“交易室有电影院那么大，800多名交易员坐在其中忙碌。我走进门，他们齐刷刷地回头看着我。这时我注意到，其中一个女性也没有。” 那是1979年的伦敦金融城，当时英国四大银行之一米兰银行的交易室(Midland Bank，现已并入汇丰控股)。

　　王丽丽回忆着自己最早结缘金融衍生品交易的情形。正是在伦敦金融城，她成为新中国最早的外汇交易员之一。而那时，即便在西方发达经济体，金融衍生品也才起步不久，女性交易员更是凤毛麟角。

　　如今，身为全球盈利最高、市值最大的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王丽丽分管的业务之一仍是自己的本行——全球金融市场部。这个部门有100多人，其业务却涉及工商银行近一半的资产，而且“内资银行，无论规模大小，交易员出身的总行级领导，大概只有我一个”，王丽丽言下不无自豪。

　　虽然她已不再直接从事交易，但我们仍不难感觉出那种出色交易员特有的敏锐思维。王丽丽说：“我会经常去交易室，观察交易员在电脑上一步一步地操作，发现并指出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我也会时常提醒交易员，要真正出类拔萃，他们不能将自己的思维局限于路透或彭博终端的大屏幕，还要关注国外网站上的最新消息，关注国际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关注美国国会在讨论什么，未来几个月内可能会出台什么法案，等等。英国《金融时报》的市场版是一定要看的。要有前瞻性和预见性”她左手边的一张桌子上，赫然摊着一摞打开的“淡三文鱼色”的印刷品，正是号称国际银行家们每日必读的《金融时报》——“除了在英国留学时负担起来实在有些困难，这是30年来我几乎每天必读的”。

　　自2001年从中国银行加盟中国工商银行任副行长以来，用王丽丽自己的说法，她的成就主要是“带了一支队伍，做了一点贡献，干了一些事情，学了一些知识”。

　　当时，工商银行国际业务很少，国际结算量才1600多亿美元左右，现在则是7700亿，每年增速都在30%以上。那时，工商银行境外机构寥寥无几，而王丽丽到任后的第二年就将交易室迁往香港，第三年就建起伦敦子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资金融机构首次在境外设立银行。此外，他们还建起了外派国际人才库，加大培训力度，为未来的国际化发展储备更多人才。她表示，我们的目标是将工商银行建成全球最大的贸易融资和国际结算银行。

　　王丽丽有着异常丰富、自如、率真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流露出一种你通常并不会预期能在女性身上发现的那种特立独行的豪气，或者照她自己的说法，有点“大大咧咧”——工作上的事“什么都忘不了”;而处理个人事务时，“总是丢三落四”。

　　在描述自己30余年的从业经历时，王丽丽口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是“挑战”、“有趣”或“有意思”。她的目光中透着成功人士特有的自信、机智与穿透力，但并无侵略性，加之经常会爽朗地笑出声来，让人忍不住去想象她在不同的舞台上——从伦敦金融城的交易大厅，到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总部大楼，到亚太经合组织(APEC)、国际商会(ICC)和国际掉期与衍生工具协会(ISDA)，现身那些或高调或私密的会议，所展现的风采。

　　弄潮伦敦金融城

　　“我喜欢富有挑战性的工作。有一段时间我特别痴迷于数学系统设计，痴迷于那种纯粹的智力挑战所带来的乐趣。”王丽丽这样描述自己从事金融工作的初衷。

　　作为“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南开大学后，王丽丽被分配到财政部，端起了当时人人艳羡的“铁饭碗”。但她却不满意，“居然”径直找到人事部，要求换到当时的财政部国外业务局—亦即后来的中国银行，从事国际业务。大概从未见过如此“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字辈”，据王丽丽回忆，人事部的领导看着她“直发愣”—言及此，一阵爽朗的大笑。不过，不知为什么，她的要求竟然获得了批准，而且一下子就将她分到外汇交易室，从事外汇账目管理工作。

　　她后来才知道，这次看似平常的工作调动背后，经过了一番对她家庭背景和本人表现的周密审查，因为在当时，外汇交易室是个“核心”部门，办公桌上的红色电话机可以直通总理、副总理，而外汇账目也属于国家核心机密。

　　王丽丽的工作从做账开始，起初还觉得“挺有意思”，经常要接触诸如花旗银行、德意志银行之类当时还多少有些“神秘”的新名词。但没过多久，起初的新鲜感与挑战性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琐碎的例行公事。王丽丽并不讳言当时曾经有过的困惑，包括哭鼻子，“赖”在宿舍里不想上班，被领导“说”的“糗事”。出于对文学的热爱，她甚至一度考虑跳槽到外国文学出版社。

　　但机遇再度垂青王丽丽。

　　1979年，中国银行自建国以来首次通过考试从全国范围内选拔优秀的年轻员工赴国外学习。一向争强好胜的王丽丽也报名参加选拔，“一共考了5门，我的成绩全行总分第一”。

　　“好吧，反正也没出过国，连飞机都还没坐过，有这样一个机会出去看看应该也挺有意思。至于别的理想，等回来再说!”就这样，王丽丽挥别了自己的文学梦，来到伦敦金融城，到当时的英国四大银行——劳埃德银行(Lloyds Bank)、国民西敏寺(National Westminster，现并入苏格兰皇家银行集团)、巴克莱和米兰银行学习。一位英国同行曾问过她想做什么业务，她随口说“期权”。英国同行不禁莫名惊诧：“中国的银行有这项业务吗?”对于当时中国银行业同国际同业间的差距，王丽丽至今记忆犹新。

　　女性交易员在当时是“性别少数派”，身为“少数派”的一员，本身就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一个听起来像玩笑，但却颇为真实地描述伦敦金融城交易员生存状态的说法是，交易员的寿命比一般人短，离婚率比一般人高，因为交易员用脑过度，容易兴奋，而且，全球金融市场一天24小时交易，交易员的作息时间同圈外人也有时差，同家人的沟通自然受到很大影响。

　　外汇交易员们有自己的小圈子。每天午餐时，他们会聚在金融城的几间酒吧里，既是“偷得浮生半日闲”，让一直紧绷着的神经松弛一下，也是为了交流信息。当时，中资机构的外事纪律还颇为僵化，不允许中方工作人员涉足酒吧之类的地方。但王丽丽还是偷偷地跑去。在酒吧里，王丽丽同男性交易员们一起挤在长凳上，觥筹交错间，交换着诸如“近期美元走势如何”之类的话题。这么做其实颇有风险，“如果被领导抓住，我一定会被遣送回国的”，王丽丽笑着回忆道。但不去与同行沟通、交流信息，“根本没办法开展业务”，因此，这样的风险也是不得不去承担的—如果你真的想做出点成绩，而不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做了16年交易员，因为熟谙业务且精通英语，其间王丽丽得到诸多令人艳羡、甚至嫉妒的学习机会。除了外汇和衍生品交易，王丽丽还有机会陪同总行领导出访世界各地，以致经常会被误认为是领导的翻译或秘书。

　　“到国际资本市场借钱”是这些出访的重要内容之一。1980年代初，国家的政策是努力保证外汇储备不低于100亿美元。1981年12月31日，中国的外汇储备终于突破了百亿美元大关。今天，我们已习惯了20000亿美元外汇储备所带来的种种烦恼，很难想象当年的筚路蓝缕。

　　对王丽丽而言，为借款而展开的频繁谈判，是接触和学习当时国际金融创新前沿的大好机遇。“他们究竟如何能将固定利率折算成浮动利率，将利率降到LIBOR(伦敦银行间市场隔夜拆借利率)以下，居然还能有钱赚?如果我借了这笔钱，转手在货币市场上以LIBOR贷出，立刻就能赚到钱。当时感觉‘这太神奇了’，我的兴奋点一下就被调动起来。不厌其烦地问对方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从中了解到如何利用衍生品、票据之类的工具，以及各司法区不同的税收政策，造出复杂、精妙的模型”，所有这些，在当时的中国金融业界，可谓闻所未闻。“你说金融是不是很奇妙?!其中的精妙之处，由不得你不感兴趣，不去投入其中，不去努力学习。”谈及此，王丽丽的双眸绽放出兴奋的光彩，而后她又不忘补上一句：“其实，我觉得自己还是挺擅长创新的，不像一般说的所谓女性在金融界会更‘稳健’什么的。”言罢，又是爽朗一笑。

　　为什么会这么在意创新?

　　“创新是一个银行的生命力所在，在我分管的业务中，我一定要不断创新，不要沉闷，要大家都有一种兴奋感、成就感、满足感，感觉自己对银行有贡献，对社会有意义，自己的人生有意义。”王丽丽如是说。

　　无心插柳的仕途

　　“说起来你可能不信，我的每一次升迁都不是自己刻意经营的。最‘拽’的一次，被提升为(中国银行)行长助理时，我居然去找常务副行长，说我不想干，不想去19楼(中行总行领导层办公的楼层)。”

　　拥有英国伯明翰大学MBA学位的王丽丽，在描述自己的领导经历时，给出的答案却同正统的商学院教育大相径庭。的确，同她那份让人艳羡的简历形成反差的是，王丽丽看上去是那种对经营仕途不萦于心的人，否则，她应该不会有那种清澈的、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的眼神，以及那种洒脱、爽朗的风度。这一点与她所讲述的个人职业发展历程也颇为契合。

　　从英国回国后不久，一天领导找到王丽丽，慰勉有加地说：“小王啊，以后可要承担更多的重任呀!”其时，年轻的王丽丽显然还没学会“闻弦歌而知雅意”，听不出来这其实是升职的前兆，既没有试着多探些领导的口风，也没有客套一番，只是“大大咧咧”地表示，肯定会把工作做好。

　　不久，王丽丽成为中国银行“文革”后首批提拔到副处级岗位的三位青年才俊之一。

　　在王丽丽看来，经营仕途经济总需要动些专业之外的心思，如果自己能把握住，当然没什么不好，但有的人把握不住，心思动得多了，结果偏离得太远。她表示宁愿做一个“专业干部”，努力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在专业方面不断提升，超越自己，而其他的事则顺其自然。

　　国外金融界常见的一种说法是，交易员要改变职业轨迹，成为一个成功的领导人，需要克服的一项重大挑战是人际能力，或曰沟通能力，因为交易员的工作更多是和数字打交道，缺乏处理“人”的问题的历练。

　　对这种成见，王丽丽不以为然。在王丽丽看来，无论从事什么工作，底线还是“做人”，“(有效地行使领导力)其实不在于你是否辩才无碍、长袖善舞。原则只有一条，对别人好，就是对自己好。人嘛，要学会‘舍得’，该吃亏时就得吃亏，没什么大不了的。”

　　王丽丽认为，做领导，首先自己的业务要强、要精，这是基础。达到一定层次后，还要有战略思维。“在中国银行，我做过外汇基金部主任，做过信贷管理部负责人，做过风险管理部老总;在工商银行，我分管公司业务部达6年之久，此外，资产负债、法律事务、改革方案，我都做过。好像银行业务我基本上都有所涉猎。而且，我在若干国际组织长期任职，懂得在大背景下进行宏观战略思考。你说我有什么好紧张的?没有。”

　　那么，在日常工作中，王丽丽又是如何行使领导力的呢?

　　“对于我分管的部门，我都会事无巨细地告诉相关人员要做什么、要怎么做、要遵循什么步骤、程序，一个月后要做什么、一年后要做什么，什么时间节点上应该向我汇报什么，等等。我的所有批示都很具体。有一段时间，每周我会给我分管的所有部门主管发一个督办单，这样，即便相关人员自己忘记了，我也都记得。这种做法后来虽然取消了，但我还是记得很清楚，如果布置的工作没有及时完成，还是一样督办。”

　　可这样做，是否有“微观管理”之嫌?

　　王丽丽并不认为自己在做“微观管理”，她坦承自己一直抱有这样一个观点——不能所有人都谈宏观，总得有人干微观，有人去抓落实，这就是“执行力”。

　　如果一位年轻的交易员在王丽丽麾下工作，此前曾听说过很多关于这位业内传奇人物的种种或真或假的传闻，总感觉在从事业务时，会有一双目光如炬的眼睛在近距离凝视着自己的每一个举动，时刻会发现哪怕最不起眼的纰漏。这样，会不会让人很紧张，甚至有“芒刺在背”之感?

　　“我想这种情况会有，”王丽丽坦言，“但我觉得他们都能理解。其实，我很重视培养年轻人。在我看来，帮助年轻人成长，第一要严格要求，其次是对他们可能出现的错误要有容忍度，第三则是要有详尽的指导。其实，在年轻人身上，我最看重的是激情，即便能力有些欠缺，只要有激情，能力可以很快获取。没有激情，浑浑噩噩的人，我不喜欢。我不会对新人求全责备，但我会观察谁有学习的欲望。拿到一份业务报告时，我会注意下面的落款。报告写得好、下了工夫的，我会记住名字，在会议上给予公开、具体的褒扬，希望借此激励年轻人。我没有钱去将激励机制落实到位，但是让大家知道、认可一个人的成绩，我还是能做的。”

　　看重激情与学习能力，应该是同王丽丽自己的个性相契合的。“我的求知欲很强，年轻时基本每天都要在办公室学习到晚上10点多。那时候，你觉得自己在圈子里已经做得最好了，但如果有人逼近我，我会很紧张，觉得自己还应该更好。这些年来，可以说我一直被这种感觉逼着往前跑。当然，我的机遇也很好，历任领导对我不错，让我能有一个表现的舞台，做出自己的贡献，实现自己的价值。我觉得老天对我不薄。”

　　在国际舞台上

　　王丽丽回忆着参加APEC峰会时的情景，脸上洋溢着幸福、陶醉的光彩。任职于亚太经合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以下简称APEC)已历10年，王丽丽是APEC工商咨询理事会中国代表，及APEC世界妇女领导人组织成员。

　　参与国际政治、经济舞台的纵横捭阖，同国家领导人近距离接触，这样的经历颇富挑战性。“在那种场合，你需要将国家利益的大背景时时刻刻装在脑子里。没有人能够设想所有的突发事件，因此，也就没有人能告诉你遇到什么情况时要怎样应对。”

　　比如涉及两岸关系的问题，王丽丽讲了两个小故事。

　　一是2001年的上海会议。本来会前的默契是，中国台湾只能派“次长”级官员参会，但那次他们却派来了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时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李远哲找到王丽丽，希望通过她传递一个信息—在关于中国台北代表级别的问题上，“两岸各退一步”。“主权问题没有谈判的余地”，这是王丽丽的回答。

　　二是在2006年的河内会议上，中国台北代表打算在对话中抛出一个刁钻的问题，王丽丽决定阻止他。这个代表一直推托有事，避而不见，王丽丽就等在他下榻的酒店大堂里，一直等到午夜，终于等到这位代表，并同他一直谈到凌晨一点半，最终说服了对方。“国家利益当前一定要强硬”，王丽丽回忆道。

　　本次采访不久前，王丽丽刚刚参加完在新西兰召开的APEC会议回到北京。会上，应东道主之邀，王丽丽作了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主旨报告，中英文对照，同时提交给央行和银监会领导，以及外交部。王丽丽的另一个提案是关于跨国资本流动过度的问题。关于前一个报告，王丽丽透露，这是一项长期工作，还要做进一步准备提出第二轮报告。至于后一个，则源于她对当前危机的观察与思考。

　　“你知道英国苏格兰哈利法克斯银行(HBOS)破产案例吗?”王丽丽问道。“我分析了这家银行破产的原因和整个过程，发现它同美国的银行破产案例很不同，其资产负债表其实非常健康。其破产完全是资本市场短期的非正常流动所致。我很想就此做一个案例分析，这同我此前两年所作的关于跨境资本流动的课题是一致的。”据王丽丽透露，她的这一提案得到APEC多个成员国，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秘鲁、智利等的重视与参与，还从APEC申请了一笔研究资金，由美国南加州大学作专题研究。

　　直到2008年底，王丽丽一直是国际商会(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以下简称ICC)最高决策层即执行委员会(Executive Board)的成员。熟悉外贸业务的人对ICC都不陌生，因为了解ICC对各种国际贸易术语的解释，是从事外贸和贸易融资最基础的入门知识。作为ICC最高决策层成员，过去6年中，王丽丽参与了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具体工作，照王丽丽的描述，“一群白头发、戴眼镜的大人物关起门来制定国际贸易规则。所有议题都要讨论表决，要阅读大量的英文资料，而且全部要事必躬亲，不能指望助手的帮忙，因为在ICC总部门禁森严，外人无法窥其门径。”

　　长期参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针对当前全球危机之下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形势，王丽丽正在设想能否通过贸易融资打开资金通道，提振全球经济增长。“我有一个很棒的主意，在不久前的APEC财长会议上提到过，日前同ICC主席吃饭时还同他分享，不过现在还不能告诉你，”王丽丽卖了个关子，显得有点“神秘兮兮”的。这个计划需要“多方面——包括国家财政、社保和进出口国双方的金融机构——共同参与、共担风险”，王丽丽表示。

　　眼下，王丽丽还是国际掉期与衍生产品协会(International Swaps and Derivatives Association, Inc.，以下简称ISDA)董事会成员。

　　“这是一个‘富人俱乐部’，有关国际衍生品交易的很多规则都是由该组织制定的。”王丽丽这样介绍协会在全球金融业中的地位。同其他“高级金融”规则制定机构一样，ISDA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欧美人士”和“男性”主导——董事会20多位成员中，除王丽丽外，只有两位亚洲人，分别来自日本的瑞穗银行和野村证券，其余的则全部来自于欧美的金融机构;除王丽丽外，也只有另外两位女性，其中还有一位在秘书处从事行政，而非业务工作。

　　“中国一定要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否则，没有话语权，完全处于被支配的弱势地位，不仅蒙受经济损失，而且会莫名其妙地受损失。” 任职于该协会，王丽丽不仅要代表中国金融界的利益，在国际金融规则制定过程中为中国金融业争取更多话语权，在很大程度上，也代表了整个亚洲金融界的利益。

　　“你知道ISDA董事会用了多长时间才就是否接纳一个中国人进入最高决策层作出最终决策?整整一年的时间!”王丽丽回忆道。“他们最初同我就有关接纳我加入董事会的意向接触一年后，才突然通知我说该组织董事长希望同我电话交流，而后，一个星期六早晨，在我全然没有防备时，电话打到我家里，足足‘拷问’了我一个多小时，问题涵盖我本人的从业经历、衍生品相关知识，以及对ISDA组织的认识。一直到我正式成为董事会成员、有权查阅其内部机密文件后，我才知道，原来为了我的任职，ISDA董事会专门召开过两次会议。”

　　早在当前的危机爆发前，包括沃伦·巴菲特在内的业内闻人即曾指责衍生品是“金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本次危机中，衍生品，特别是OTC衍生品交易缺乏监管与透明度，被认为是危机的罪魁之一，作为规则的制定者，ISDA备受关注。当前ISDA的工作一是要为衍生品交易建立监管机制，二是建立中央清算机构，希望借此提升衍生品市场的透明度，更好地控制风险。规则的制定总会涉及各利益相关方的博弈，在ISDA董事会内各种不同见解也时有碰撞。对此，王丽丽表示，在这个舞台上，她一定要将中国乃至整个亚洲金融业的合理利益诉求充分表述出来。

　　在王丽丽的努力下，ISDA第24届年会于2009年4月下旬在北京召开，这是该组织首次在中国召开此类会议。央行和银监会相关领导届出席。

　　在事业与家庭间游刃有余

　　“我们自己驾车从格尔木到拉萨，一路上你感觉蓝天、白云离你那么近，仿佛一伸手就能摘下天上的云朵。你能亲眼看到成群的藏羚羊在飞奔—真的是在‘飞’，轻灵得像飞禽。我们走过唐古拉山口，走过雅鲁藏布江，感受青藏高原上的朝晖夕阴、气象万千，体验藏民的生活。”

　　王丽丽讲述着自己的西藏之旅，颇为感性。说起这段经历，是因为记者问起，领导一家大银行，还要参与若干国际组织的领导与决策工作，经常出差，“几乎每天都要加班”，王丽丽如何平衡自己的事业与家庭生活。

　　“生活是自己创造的，怎能不兼顾?”王丽丽反问道。“但肯定会有所牺牲。”

　　王丽丽并不讳言曾有过的“焦头烂额”。结束在伦敦的任期回到中国银行总部，本想休息一下，好好享受家庭生活，却立即被行长委以领导全行信贷改革的重任，其后的三五年间，王丽丽几乎每天“干得昏天黑地，不到晚上10点不下班”。有一年的元旦，新年的钟声已经敲过，王丽丽还在办公室加班批贷款。时任中行行长刘明康也在加班，离开办公室时，特地叫人给王丽丽送来一块点心，“当时我太饿了，感觉那是我有生以来吃过的最好吃的点心。吃完后还要继续加班”。

　　还有一次，王丽丽的先生在英国学习，留下她独自一人照料当时才上小学二年级的儿子。一天，王丽丽让儿子放学后在某地铁站等着她去接，可那天因为工作太过繁忙，直到晚上10点，王丽丽才如梦初醒地记起儿子还在等着她，其时正下着雪。

　　“为了事业真的需要付出很多，但没必要到这种程度。虽然我是这么过来的，但其实并不赞成女性专业人士要这样做。”虽然时隔多年，谈起这个小插曲时，王丽丽的神情和言语间还带着些愧疚。

　　现在，虽然还是几乎每天加班，周末也经常要出差，但王丽丽表示，加班时间不会那么久了，尽量和家人共进晚餐，周末如果不出差，“一定要和家人好好安排一些活动”。

　　虽然先生有时会“挤兑”她“不食人间烟火”，已经上大学的儿子也会就“人生价值”之类的问题同她争论，但谈起这类家庭生活琐事时，王丽丽的脸上洋溢着一种对家人的深深的眷恋与由衷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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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MBA运作管理课件下载

Thu, 05 Mar 2009 10:56:01 +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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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肯德基20年Say Yes-光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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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总理在南开大学的讲话（2009年2月15日）

Tue, 17 Feb 2009 17:41:19 +0800

2009年2月15日星期日傍晚南开大学学生第三食堂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审核）

（掌声、笑声经久不息；与学生握手，学生高喊“总理好，总理好！”）

同学们好！（“总理好！”掌声）

大家都请坐。（“谢谢总理”。）

我今天是“突然袭击”（哄堂大笑），想来南开看看同学们，也很想念你们。我记得周总理说过一句话，他说“我是爱南开的”（掌声笑声热烈），其实我也是爱南开的（掌声笑声热烈）。

我有时候在考虑，南开的道路是什么。南开学校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南开大学有九十年的历史，南开的道路是同我们民族和国家的道路紧密地相结合的。也就是说，南开人，他们总是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不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建设时期，这一点表现得非常清楚，心系国家，应该是南开人应有的作风！（掌声）

南开的品格是什么？“允公允能”，（学生齐喊“日新月异”），其实这两句话，我以为就是指要为公、奉献和创新，这是每一个南开的学生应该做到的，而且应该是一生的座右铭。

南开的精神是什么？南开的精神，是她青春的精神。八十年代我给南开中学的题词叫“南开永远年轻”，其实事实就是这样。经过一百年了，这所学校是不是还是那么年轻？（学生喊：是！）充满朝气、面向未来，这就是南开的精神。

我讲南开的道路，南开的品格，南开的精神，是发自内心的。（掌声）因为，它是我们许多学长，我们的前辈，用他们的精力和献身的事迹铸成的，这就是一个学校的灵魂！一个学校是有生命的，南开的灵魂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要坚持走南开的道路，坚持发扬南开的品格，坚持南开的精神。

这次我到天津来，主要还是想调查研究了解金融危机对经济影响的状况。大家知道，金融危机从美国次贷危机开始算起，到它急剧发展，已经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特别是“雷曼兄弟”垮台以后，整个世界的金融就出现了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的连锁反应。这是百年不遇的大危机。这次危机已经从金融蔓延加剧扩散到实体经济，对我们国家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我们国家金融的总体状况是好的，因为在十年前我们就开始着手金融体制改革，从剥离不良资产到建立现代金融制度，实行股份制改造。现在看来，我们金融体系总体是健康的。我们几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大约是2.2%到2.6%，资本充足率超过巴塞尔协定规定的8%。资产、利润都处在良好的状态。特别是我们流动性比较充裕，所以有力地支撑经济的发展。我们受到的最大的影响就是实体经济。主要是外部需求的减少，造成企业特别是出口型企业、外向型企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经营困难。一部分地区、一些企业，职工特别是农民工出现了失业的现象。

面对这样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我们党和政府及时采取了果断有力的措施。应该说，我们见识还是比较早的。我们在去年6月底、7月初已经发现了在我国沿海地区已经开始出现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多次降低银行贷款的利率和准备金率，多次提高出口退税率。11月份以后世界的经济突然发生比较大的逆转，如果你看经济的指标图的话，那是一个陡降。就在那个时候，我们出台了振兴经济的一揽子计划，这个计划应该说还是出手比较快的。我记得在十月份我在莫斯科就讲了四句话，我说面对这样大的金融危机，必须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我们现在一揽子计划应该说已经十分明确了，大体包括六个方面：

第一，就是在两年内我们将投资4万亿来推动经济的发展，其中国家投资，就是中央财政投资1.18万亿。这个资金我们是落实的，是新增投资，不是外界讲的原有计划。用中央投资的1.18万亿带动社会和民间投资4万亿，主要用于安居保障工程、农村的民生工程、重大的基础设施项目，还有节能环保以及抗震救灾恢复重建工作。这个钱，关键在投向。也就是说，我们要用这笔钱不仅应对当前的困难，而且要给子孙后代留下有价值的财富。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所有的项目都是经过周密论证的。

第二，我们连续出台十个调整和振兴产业的规划。目前经过国务院讨论的已经出台四个。钢铁、汽车、纺织、重大装备，我们很快要研究轻工和电子。这些规划大体包含三个内容。一是扩大市场需求，二是加大技改力度，三是推进企业改革特别是兼并重组。这是一揽子计划的第二项内容。

一揽子计划的第三项内容，就是科技支撑。因为我们一直认为，每一次大的金融危机或者经济危机，经常伴随着一场科技革命，而真正能够解决经济上困难的，最有效的办法是科技的力量。因此我们决定把原来定的科学技术中长期规划同经济联系十分紧密的部分，要加快进度。这个计划原来有16个重大专项，其中大约有9到10个专项都同经济联系非常紧密。我们将把这部分科技重大专项加快推进，大约涉及700多亿。这是第三项。

第四项，就是社会保障。社会保障，我这里指的主要是劳动、医疗等方面的社会保障，也包括教育等社会事业的发展。我们已经通过了三年关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规划，其中包括五个方面的重点内容。最重要的就是要使城乡人民得到基本的医疗保险，三年全社会将投入，各级政府将投入8500亿，其中中央政府将投入3400亿。

我们的一揽子规划，还应该包括改革和开放。也就是说，我们要使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的作用更好地结合起来，要使公有制经济同充分发挥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更好地结合起来，我们要推进企业的兼并重组，也就是改革、改组和改造，加强企业管理。另外，我们还要加强对外开放。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世界的贸易保护主义不仅抬头，而且处在一天比一天强化的时候。大家注意到美国人提出的口号“只买美国货”，还“只用美国人”。这是他们提出来的，在银行盈利不达到20％的，都不准雇佣外国人。我们严正地提出，在世界上如果现在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将会是一场灾难，那会使本来流动着的经济这塘活水会变成一潭死水。所以这次我在欧洲，一路在宣传信心，也一路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我们的一揽子规划是完整的规划。现在看来，对一个政府最大的考验是它决策的准确，而它决策准确所得到的效果又取决于决策执行的规模和速度。没有大规模的政府投入，没有争分夺秒地加以落实，是难以应对这场危机的。这就需要我们各级领导有极大的魄力、决心和果断。

同学们，你们都是青年人，也许在座的不少还是面临毕业的大学生或者是研究生。你们首先应该关心的是国家的命运、国家的前途。但是国家也关心你们，关心你们的成长、你们的就业。可能关于大学生就业工作，中央所采取的政策你们都熟悉了。前不久我召开一个座谈会，清华大学的一位学生坐在那儿，我问他，我说在我政府工作报告写了5条关于大学生就业的政策，你觉得够不够，你读懂没读懂？我看有些他读懂了，有些没完全读懂，这可能和我们宣传不够有关。我想非常简练地跟大家讲一讲我们扶持大学生就业的基本政策。

第一呢，就是我们鼓励企业招收大学生。因为我认为企业招收大学生还是一个重要的途径。今天我到这个模具厂，汽车模具厂，我看大约，他说近80%都是大学生，其中不少就是南开和天大毕业的学生。他们有的做工人，有的做技术人员，工作得都很好。我们对企业招收大学生，如同对困难群体招收工人一样，给予补贴，主要是社保补贴，社会保障补贴。

第二，我们鼓励同学们到基层去。那么基层又分两种，一种是到基层，城市或农村直接就业。我们将代学生们来偿还助学贷款，并且对学生缴纳的学费予以补偿。第二种就是还不是最后的就业，就比如到农村去做村官，代岗、“三支”，这些个呢，我们也代偿学生的助学贷款，并且给学生补助学费。我们还鼓励学生有条件的可以参军。参军的条件和到基层工作的条件、锻炼的条件是一样的。

同学们，其实基层是大有可为的。我希望同学们把到基层工作同自己的事业发展联系在一起。我在大学毕业以后，因为我是学地质的，当时我决心就到西藏去。我当时就有一种理想，那地方山多，适合我这个专业。我甚至写了几份血书（笑声）——是的我不鼓励学生们做这件事——要求到西藏去，但是学校呢，非要我做研究生（笑声），那时候研究生不大好考，三百个人取两个人（惊叹声）。非要我做研究生我就做了研究生。做完研究生，毕业以后呢，我还有留在学校的机会，但是我还是到西部去。我认为西北呢，那是我应该工作的地方，也是我一生成长非常宝贵的一段时间，我懂得什么叫艰难，人如何克服困难，怎么去生活。所以同学们除了有政府的政策之外，还应该有正确的择业观念。

但是不管怎么样，同学们的就业，政府是记在心里的！（掌声）因为你们毕竟是祖国的未来。其实应对这场金融危机也好，还是国家将来的进一步发展壮大也好，都得靠你们。你们有信心，你们坚强了，你们有能力，中国就有希望！（掌声）从这个意义上讲，如同我们这个国家一样，人经受的磨难多了，国家经受的磨难多了，会成长得更坚强。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地震的时候写下“多难兴邦”。我希望同学们快乐，希望同学们有信心，希望同学们对祖国，对未来，抱有希望。国家的发展，国家的未来，就在你们身上，我借这机会，祝愿同学们学习进步、身体健康！谢谢！

（学生热烈鼓掌，给总理让座，请他一同就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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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个桌面

Sat, 07 Feb 2009 18:01:20 +0800

上海肯德基20年Say Yes-光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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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都一样啊

Tue, 03 Feb 2009 17:30:29 +0800

日本军队中有一个“一写二画三敬礼”的说法，就是说要想往上爬，最好就是能写，写论文，搞研究，说仗应该怎样打，炮应该怎样放，这就是“一写”；如果没有这种理论素养，笔头子又不行，那就搜集数据，做成各种图表发表，说有这么多这么多问题，不解决不行，这就是“二画”；如果你又不能写又不能画还想往上爬那就只能表现积极，坐有坐相站有站相，见了长官就敬礼，这就是“三敬礼”，陆海军全一样。

——冰冷雨天《浩瀚的大洋是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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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银行的台湾兄弟（二）

Thu, 29 Jan 2009 21:38:05 +0800

先给大家拜年了。前一段工作忙，自己的心态也一直处于疲于奔命的“亚健康”状态，所以这个系列一直没补上。现在趁着过年放假，赶快把欠的文章补上吧。

第二章命运多舛是交行

(这中文都一样，怎么标志还不一样呢？）

上回说到迁台的中国银行，没说结尾，因为牵扯到了另一家旧中国四大银行——交通银行。翻阅交行的史料，我们可以发现，交行的轨迹与中行有太多的相似，也许我可以认为这是中国的商业银行在近现代历史大潮背景下的必然航迹。但是，静下心来对比这两家银行，却发现交行走过的道路更加的崎岖，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

交通银行始建于1908年，是中国早期的发钞行之一，其发钞历史长达33年，也是发钞时间最长的银行。中华民国成立后，交通银行受中央银行委托，与中国银行共同承担国库收支与发行兑换国币业务。1928年，国民政府立法院通过《交通银行条例》，交通银行成为扶助农矿工商的专责银行。

接下来，还是1949年这个60年前的分水岭。大陆方面是这么介绍的：“交通银行总行于1951年迁回北京，上海外滩14号行址由上海市总工会进驻至今。1958年除香港分行仍继续营业外，交通银行国内业务分别并入当地中国人民银行和在交通银行基础上组建起来的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就这样，交通银行在大陆便消失在茫茫人海中，家产都给了人行和建行，注意，当年的建行那可是“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有“人民”字样的都是政府背景啊。而大陆承认的“交通银行”则成了一家在香港的中资银行，他的管理行正是在港中资银行的大哥大——中国银行。这一家香港交行的历史也相当曲折，但即使寄人篱下，仍然香火不辍，待会儿再说。

四大银行都有人去了台湾（虽然现在只有中央银行的名字还在，其他大号都没了），交行也不例外。台湾方面是这么介绍的：“民国三十八年（1949）因国共内战迁台。民国四十九年（1960），在台北市恢复营业，仍为工业建设专责银行。总行原设于台北市峨嵋街，后迁至台北市衡阳路91号。民国六十四年（1975）该行被指定为工业专业银行。民国六十八年（1979）改制为开发银行。民国八十年（1991）业务范围扩及服务业。民国九十一年（2002）为提升竞争力，扩大金融版图，该行与国际证券公司共同成立交银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你看到这，一定会认为，迁台交行过得很滋润啊。大陆交行都被摘牌了，迁台交行还屹立不倒，大陆政府也没像对迁台中行一样惦记着它，他也没在1971年被迫改名啊，昊子你前面胡说啥啊。急了不是，给你解释。为嘛没惦记呢，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接受“中华民国”的海外资产，迁台交行的海外分行那还得说是1989年在美国开的硅谷支行……你说1971年就算大陆政府想接收也没处接收不是，有本事你解放台湾啊……

这世上最痛苦的事情是啥：兄弟相争。这世上最最痛苦的是啥：相争的还是个比自己强的兄弟。1986年7月24日，作为金融改革的试点，国务院批准重新组建大陆的交通银行。1987年4月1日，重新组建后的交通银行正式对外营业，成为大陆第一家全国性的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交行在大陆又复活了，而且还背靠大树好乘凉，业务节节攀升。这下麻烦了，汉贼不两立啊不两立，谁才是正统呢？况且由于大陆和台湾的两家交通银行中文名称相同，英文名字均为“BANK OF COMMUNICATIONS”，而且中文行名招牌共同使用郑孝胥题写的行名。国际上很多人不清楚两家交行的差别，因此，在开展国际业务时，账单上的两个交行也常常被混为一谈，出现了大陆交行的钱被寄到台湾去了，或是迁台交行的钱被打到了大陆交行的账上。这不解决不行啊，双方举证，大陆交行说，老子从1908年至今的档案均完整地保存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包括历年来发行的纸币。迁台交行一听麻烦了，当年国军太没用，转进台湾太快，啥也没带出来，没有前期史料，历年发行的纸币档案也不全。于是国际上就认定，大陆交行才属于正统。这下，迁台交行只好将其英文名称的前半截改为了拼音，全称就成了"Chiao Tung Bank Co."，大陆的交通银行则继续使用BANK OF COMMUNICATIONS。迁台交行就这样被逼着改了英文名……

改了英文名就消停了吗？没，接着，中文名也改了，改了就改了吧，不，银行也没了。这回，就是起先说得和迁台中行有关系的那档事。“民国九十五年（2006）8月21日，兆丰金融集团旗下的中国国际商业银行（迁台中行，台湾金融机构代号017）与交通银行（原台湾金融机构代号003）合并，中国国际商业银行为存续银行，交通银行为消灭银行。银行合并同时更名为兆丰国际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Mega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Bank Co., Ltd.），（台湾金融机构代号仍维持为017），SWIFT BIC CODE仍维持（ICBCTWTP），合并后原交通银行存款帐户号码由12码配合调整为11码，原中国商银国内外分行存款帐号不变，SWIFT BIC CODE亦维持不变（例如：国外部SWIFT BIC CODE仍为ICBCTWTP007，纽约分行SWIFT BIC CODE仍为ICBCUS33）。”迁台交行就这样被“消灭”掉了，哀哀，就差两年就百年老店了啊。

台湾的交行没了，前面不还说到香港的交行嘛，这里也顺便提一提。1998年4月14日，经过交行多年争取，交行香港分行脱离中银集团，回归交行总行全面管理。同年12月，交行香港分行购置新的交通银行大厦，开始了香港分行中心化的经营运作。由于交行并无意将香港业务注册为分公司，所以现时交行香港分行是香港拥有最多支行的境外注册银行。

要说两岸都这么你死我活的也不全对，就有两边和平共处，都活得好好的，谁呢？

请看下一章《非亲非故两中信》

上海肯德基20年Say Yes-光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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