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越居

2009-11-18

Wed, 18 Nov 2009 22:10:44 +0800

天刚黑，正吃饭，一个湖南的电话打过来，是张家界的工人，彭辉亮。
他告诉我：我的哥哥，彭辉平，今天早上去世了。
上一个冬天，彭辉平被送回家里，熬过了一夏一秋，却没能熬过这一个提早到来的冬天。
电话那头的声音颤抖而急促：我们去深圳，在信访办待了两天两夜，谁也不管我们。
晚上睡在信访大厅里，用纸板铺在地上，冷得睡不着，就来回走。
我哥哥去了，下一个就到我了。
他同样是个尘肺病人，同样曾因病重而入院，同样在胸前留有穿孔的伤痕。
我不知如何回答他。
南方阴冷的风，在耳旁呼啸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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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的门前

Thu, 22 Oct 2009 00:33:13 +0800

十月二十一日，深圳中院。

王贞云坐在庭外的长椅上，手里紧抱着他的黑色布包。包里装着他所有的诉讼材料：劳动仲裁书，一审判决书，医院诊断书，工友证词，工资单，记工本……

厚厚一叠，每一份被小心订好，再用黑笔标上：证据1，证据2，证据3……

他在等待一次开庭，或许是他最后一次的开庭。

这些材料是他最后的稻草。

农民工王贞云，干的也是风钻爆破的活。三年前进了医院，医生告诉他疑是尘肺病。于是和很多病者一样，他走上了追讨赔偿的路。

没有劳动合同，困难自然重重。

一审他输了。法院只认定他短短两个月的劳动关系，而这远不能使他完成职业病鉴定，更别谈所谓工伤赔偿。

今天的二审，我们还是看到了这样一种局面：

自己费力收集的证据，大多或将不被采用，剩余的，则被辩护律师轻松推翻。

自己请来作证的工友，本身也没有劳动关系。于是，对方律师这样问：你们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们的工人？

自己身旁坐着的律师，是由深圳法律援助中心所委派。便宜的律师，自然是便宜的质量。坐在身旁，像个陌人；潦草询问，如同交差；姗姗来迟，早早而去。

被起诉方甚至还找到了证据，证明他是在另一家公司患病。而如果王要重新起诉另一家公司，则已早过诉讼时效。

而这次开庭，却是终审。宣判之后，将再无申诉可能。两年的法律维木又之路，或许还是无可前行。

如果当初，王有一纸合同，有必要的防护措施，有完善的制度保护，有更好的法律援助，有更多的财富支撑他打这场官司。他的路，可能好走些。

所以，我们不该只归怨于法律不公。

只有在一个正常运行的社会，你才能奢求正常运行的法律。如果这个社会里有的只是制度的缺失、歧视及失衡，那么法律不会成为天平，只会沦为屠刀。

我们所能做的，所该做的，或许只是不断去敲击、去推动，让这个社会的制度更公平一些，更人道一些，更把人当作人，偿还每个人所应有的权利。

好让人们站在法律的门前，不至于自惭形秽、无可依托。

也好让有一天，人能拥有人的重量，而不至于卑微如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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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变成石头的肺

Mon, 12 Oct 2009 23:47:36 +0800

国庆，游行队伍自长安街呼啸而过时，我正在湖南张家界，身旁是十三个初始不久的老师和队友。十四个人分别来自港、京、宁，粤，为着一个农民工职业病的调查来到此地。

我们所在的桑植县，是个偏僻小镇，也是贺龙的故乡，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出发地。九十年代初，这里有许多人陆续离开家乡，远赴深圳，每日在尘土飞扬的建筑工地上奔波劳苦。

这数百人从事着一种特殊的工作：风钻爆破。尘土飞扬的恶劣环境，使许多人患上了最严重的一种职业病：尘肺病。这被称为没有医疗终结的致残性职业病，目前尚无可根治药物。工人们的肺会逐渐硬化，直至呼吸衰竭，最终导致死亡。

更为可怕的是，由于难以确定劳动关系，他们甚至得不到应有的赔偿。面对数万至数十万不等的治疗费用，呼吸对他们来说，成为了最奢侈的事。

不久前，“开胸验肺”的张海超，患的也是此病。张海超的悲壮之举，使他最终拿到赔偿，而更多的尘肺病人，则无此幸运。

今年7月，湖南耒阳上百名尘肺病工人要求鉴定及赔偿。由于缺乏证据，能认定劳动关系的工人不到10人，而90%以上的人，只能拿到深圳政府7到13万不等的抚慰金。

现在，张家界这一两百名工人，想要证明自己的身份，获得应有的赔偿，更加困难重重。

今年9月，张家界100余名工人来到深圳职业病防治院，要求作职业病鉴定。医院却告知：申请职业病鉴定，必须要用工单位开具工作经历证明，并提供相关健康档案资料。

这是一个奇怪的逻辑：连一纸劳动合同都不给的用工单位，又怎么可能提供材料自证其罪？而因为没有一纸证明，就连工人们鉴定病情、获得救治的权利都要剥夺？

在中国，弱者往往需要更为强大的力量。为生存要背井离乡，为治病要倾家荡产，为鉴别身份、诊断病情要四处奔走，而连证明自己的伤残，也要在身上再多加一刀。

本应成为弱者保护伞的政府部门，却往往陷入敷衍无为、僵化缓慢，甚至为虎作伥的怪圈。工人们不仅要与用人单位博弈争论，还要在劳动行政部门、卫生执法部分、职业病诊断机构之间彷徨无计。

失去了监督的地产资本，则更加凶狠地剥削工人。高强度的劳作、恶劣的工作环境、日益严重的拖薪、无法得到保障的生命健康……工人们创造了城市的喧嚣，喧嚣下是他们死寂般的沉默。

其实，工人的梦想如此简单：一纸白字黑字的合同，一份合理稳定的收入，一个安全有序的工作环境，一套没有歧视的医疗保障体系，和一份对于他们艰辛劳动的铭记和敬意。

如果，我们连这些都无法给与他们，我们又怎么能安心宣称：歌舞升平，莫言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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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死亡之路——尘肺病人彭辉平

Mon, 12 Oct 2009 23:32:02 +0800

一
我们下了车，他的家就在路口不远。转角处我抬头，他正蹲着石阶上冲我笑着，手里握着半个苹果，肩上搭着一条厚毛巾。毛巾下的身体，瘦削得仿佛只剩骨架。

他叫彭辉平，张家界桑植县人。现在，他是一名垂危的尘肺病人。说话仿佛是在拉风箱，不住地咳嗽、颤抖。

1990年，彭辉平离开家乡，远赴深圳。在穷山恶水的桑植县，他是最早一批到深圳打工的人之一。那时的深圳，还远未高楼林立，入眼四处都是荒土、山坡、瓦房。

这些大山里走出的年轻人来到此处，怀揣着与这个城市一样的梦想：梦想着以尽可能快的速度，洗去旧貌，拥抱财富。

彭辉平是一名风钻爆破工。他和工友们每天的工作，便是下到直径1米至5米不等的洞里，提着40多斤的风钻机，在中心和四周打上十余个炮眼，随后填上炸药。爆破而成的数十米深的孔钻，会被灌入混凝土，最终构成高楼大厦的坚实地基。

深圳地质复杂，地下多是坚硬的花岗岩，风钻机一开动，立时粉尘四散。机器一开就是三四个小时，人爬上来已全身灰白，只能见两个眼珠转动。吐口痰，也带着泥浆。

终日被粉尘包围，工人所拥有的唯一的防护工具，也只有一个口罩。而普通的棉纱口罩，并不具备防尘作用。“那时什么也不懂，也不知道会得这么厉害的病。”彭辉平说，“想着年轻，能多挣些钱，就忍吧。”

1990年，做一天风钻爆破，能赚五六十元；到2009年，这一价格上涨到200左右。这样丰厚的收入，让彭辉平坚持着拼命苦干。跟着一起来打工的张家界老乡也愈发增多，一度达到300余人。

地王大厦、赛格广场、地铁一号线……深圳的标志性建筑，都曾响起他们所握风钻机的轰隆之声。这群城市的拓荒者与奠基者，见证了深圳的飞速崛起。

然而，这城市从未与他们一同分享荣耀。

胸口上手术开洞的伤痕，至今可见。

二
2006年下半年，彭辉平开始感觉身体不适，咳嗽、呕吐、呼吸困难，几经诊治不见好转。2007年3月，在广州职业病医院，他被确诊为尘肺病2期+。

医生告知，尘肺病只能延缓病情，不能根治。他的肺会逐渐纤维化，随之而来的，是胸痛、咳血、高烧不退、呼吸衰竭，并一步步走向死亡。

更为可怕的是，尘肺病的治疗花费不菲，需要数万到数十万不等。而这对于彭辉平，无疑是天文数字。

“医院里建议我洗肺，但洗肺要的不是一点点钱，至少需要一万块钱。我只能去找老板。”彭辉平来到自己的公司——深圳市洪坤爆破工程有限公司，要求对方出钱给自己治病。但遭到拒绝。

无奈的彭辉平，只得找媒体、找律师、找政府，一步步走上法律维权的路：劳动关系鉴定，工伤鉴定，伤残等级鉴定、索赔诉讼……

“那几年，能跑的我都跑了。从不知道到现在，怎么跑我都懂了。”彭辉平说， “怎么知道的？我在职业病医院里，那里都是得这种病的人。工厂的，石场的，差不多都是尘肺病人。他们给你提供各种信息，告诉你怎么跑。我走这个程序都是在那里学的。”

医院成为彭辉平的教室。而法院，则成了他的搏命场。

2007年4月，深圳市社会和劳动保障局认定彭辉平的职业病为工伤；同年7月，深圳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四级伤残评定。

洪坤公司对判决表示不服，申请行政复议。2007年8月，深圳市人民政府维持原判，认定彭所患职业病为工伤。洪坤公司又再向福田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同年11月，法院驳回诉讼请求。

2008年5月28日，深圳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要求洪坤公司支付彭辉平伤残补助金。但洪坤公司一直拖延执行。

“我跑得也是没办法。自己的存款什么的跑完了，治病都是自己垫的。没有了我就自己贷款，还有能借的就借。贷款这里最多只能借到两万，还要人担保。”

时间一点点消逝，彭辉平的病情日渐加重。

最严重时，医生在他的胸前打个洞，用针刺入胸口，抽取胸腔积液。

“他就是用法律拖你。他当然拖你了，他把你拖死了他好点，拖死了他花不了多少钱，死人不用花钱，给个几万块钱安葬费就行。”彭辉平握不紧的拳，止不住颤抖。

病入膏肓的彭辉平，感到自己的时间不够用了。距离拿到赔款，仍然遥遥无期。

他最终选择私了，拿到了十五万元。而他治病所花费用，远超此数。

“如果不私了，按那个法律程序，可以拿到六十多万，接近七十万，但是没办法，你拖不起……”

这时的彭辉平，已无力与死亡赛跑。

他想起，有个记者对他说过的话：漫漫维权路，何处是尽头。

彭辉平和他的女儿，屋角是新做的棺材。

三
2008年12月，彭辉平病情恶化，肺部感染，高烧不退。医院下达了病危通知书。

彭辉平叫家人租了一辆救护车，把自己送回桑植。租车，花了八千块。

“我要他们送回来的，我到那里多花钱。我到那里吊水什么的要钱，死了化成灰也还要钱。我还是到家里来好。死到家里面，能留个全尸。”

只是未曾想，熬过了一个春天，又熬过了一个夏天。

如今，彭辉平整日都呆在床上，床边随时都搁着一个供他吐痰的塑料桶。妻子和大女儿就挤在旁边的另一张床上，随时看着自己的丈夫，照顾自己的父亲。小女儿则出外打工，每月往家寄上一千来块，维持这个家的生活。

夜里他会出很多汗，一晚上要翻个四五次身，还止不住咳嗽。母女俩是睡不好的。

大女儿讲起父亲，控制不住自己，一个人走到墙边，偷偷擦眼泪。她说：那帮人就不管人，一直拖，把爸爸弄得这么可怜。

彭辉平说，原来有一百一十多斤，现在大概只有七十斤，现在吃饭，好的时候能吃多点，昨天就吃了一小口饭。其他还好，就是容易感冒发烧。

每隔两三天，彭辉平都得去乡里的诊所医院一趟。没钱坐车，只能步行。平常人二十分钟就走到的路程，他要花上一两个小时。

到了医院，他就呆在过道角落的一张床上，打上四五瓶的吊针。从早到晚，一天便在滴滴答答的等待中熬过去了。

只是他不知道，是在等待康复，还是等待死亡。

彭辉平的家，至今仍是歪斜的木屋。屋子角落，放着一口棺材，用两条木凳支着，再用塑料布潦草盖上。棺材今年刚做，他说，等过几天刷完漆，不知什么时候就可以用了。

彭辉平吃力地和我们说起这些，说起他的打工生活，他日渐坏掉的肺，还有他已不再幻想的顺畅的呼吸。听他说话，你可以想见一个人彻底的绝望。

他已看不见深圳的高楼，他已记不清那高楼下他曾流下多少汗水，他也不再去追问谁让他的肺慢慢变成一块石头。

他那几百个同乡，有人已经死亡，有人正在抗争。他与他们望得见生命的尽头，却未曾看见，那条能让他们自由呼吸、公平维权的路，究竟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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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慢的方式

Sat, 19 Sep 2009 18:39:21 +0800

或许很久之后，暨大在我印象里，就是这座红色的图书馆了。
恩，丢了很久的感觉，是读书所带来的敬佩。
和以往所不同的是，这一份敬佩缘于理论，缘于其逻辑的严丝合缝，论述的从容不迫，材料的厚重鲜活，以及那一份追寻本质的冷静、细致、趣味、锐利。
宛若你抬头，眼入漫天繁星，庄严闪耀。
而我身在其中，只能作一个缓慢的前行者，
以笨重的方式记忆，以粗糙的方式理解，惊叹而又轻叹。
唉，我怎么浪费了这么多的时间，丢失了那一份敬畏、好奇与耐心，
落入繁忙、浮躁、得过且过、虚张声势。
而在以后，我又会不会重陷前路，或在新的困难抑或世事喧嚣里走马观花，乃至缴械投诚？
与其如此，我倒想选择缓慢的步伐，缓慢前行。
一如登山者，你心藏着那千年积雪、苍茫云海、呼啸狂风，
就得直视这荒芜，聆听这寂静，脚踏这虚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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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一夏

Tue, 15 Sep 2009 19:04:59 +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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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孔——广东美术馆里的照片

Sun, 06 Sep 2009 21:30:13 +0800

恩，这些图片，都来自于广东美术馆的摄影展。
拍照的人是阮义忠、方大曾、吕楠、肖全、刘铮等。
请宽恕记性差的人记不住每张照片的出处…

并不是照片的全部，是我按喜好拍下的局部。
大都是人的面孔，我按自己的理解分了类。
均为手工银盐放大的黑白照片，所以有很强的颗粒感。
当然，也有很大部分是因为我的镜头不好像素太高所致…

真是深爱胶片相机、银盐相纸和黑白影像。
沉静，厚实，庄重，就像旷野里挺拔的杨树。
在这个轰隆轰隆的世界里，
总有人慢慢地拍照，慢慢地冲印，慢慢地展出，
再轻轻地叹口气，又沉默地笑了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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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拍照

Sun, 06 Sep 2009 21:17:06 +0800

      恩，在广东美术馆，去看阮义忠摄影展。
      两三年前买过一本《二十位人性见证者》的摄影集，看过之后送给了朋友。后来发觉，这本启发了我不少的集子，也是中国摄影的一本启蒙书。
      只是过了这么久，自己还是三脚猫功夫…
      有时想想为什么喜欢拍照。常这样觉得：在取景器里看世界，能获得一种专注与耐心。
      这种专注和耐心，不仅是支撑拍照的力量，或许幸运的，也能成为看待世界的方式。
      一张好照片，可能来自于欣喜、热爱、随意、自然，也可能来自于愤怒、同情、漫长的追寻以及持久的等待。
      但它永远不会缘于浮躁、媚俗、软弱、匆忙。
      你端起相机，去追寻或守候让你眼前一亮的景色。或许在那之前，你会错过许多景色。但你知道：你按下快门所捕获的这凝固的景象，所感知的这美好的一瞬，已足以让你对抗，这世界的全部荒凉与冗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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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国羊语 090906

Sun, 06 Sep 2009 20:43:36 +0800

恩，语录羊城狼语的兄弟篇。

在这个不老实的世界里，
我总想着老实地喜欢这个世界。

【彩虹砖老了】From 豆瓣小飞侠（恩，这是个好故事~）

时间真是个可怕的东西，她的彩虹砖竟然开始生锈了。远看过去，只是颜色不那么鲜明饱满了，近点看，才发现那些斑斓的颜色上面，生了一层浅浅的白色的霜。倒也还好，均匀的长着，样子并不难看，甚至彩虹砖的触感也没什么不同。她却简直要开始暴跳起来。她的彩虹砖生了锈！她洗它，磨它，抠它，拿小刀削它，锈仍然好好的长在彩虹砖上。她哭起来，一滴眼泪掉在彩虹砖上，竟然溶解掉小小的一块锈。她又惊又喜，却再流不出泪来，溶掉的那个小小的圆形区域过了一阵又长出锈，和原来的一模一样。

于是她放弃了努力，再不向人们炫耀自己流光溢彩的彩虹砖了。那些只有普通砖的人知道了这件事，都暗自得意，说，“看吧！彩虹砖也是会生锈的！”

有一天她发现自己也生锈了。最初只是关节的地方，后来是手脚，再到全身的皮肤。到这时她才突然明白了她的彩虹砖，明白它是多么卓尔不群。一开始的时候，它给她全世界最美丽的颜色；后来生了锈，它仍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平衡自然。它的颜色虽然不再鲜明，但是仍旧非常美丽。

于是她又笑起来，那笑容在彩虹砖看来，仍像很多年前那个不知道锈是何物的小姑娘。

【浪漫与不浪漫的】From 校内及忘记了地方……

      华盛顿邮报搞了一个比赛，要求写两行押韵的诗，第一行能多浪漫就多浪漫，第二行能多不浪漫就多不浪漫，以下是入选作品的第一篇：
      My darling, my lover, my beautiful wife:
      Marrying you has screwed up my life.
      我的心肝，我的挚爱，我美丽的贤妻，
      我这辈子就毁在你手里。

      恩，与之相对的，是某小学作文要求：写一篇爱情故事。
      1.语言简洁精练
      2.必须以悲剧结尾
      某小学生作文内容：
      “嫁给我好吗？”
      “滚！”

【文学里的意气】 From 一些写字和读书的人

     《顾准日记》给我很大触动的是，前一篇写到河南在大饥荒当中死了多少人，非常冷静地记录那些数字，甚至说这是一种经济上作践人口的手段，它能带来一种什么样的效益，造成什么样的结果。
    再往后翻看另一篇日记，他说当他写下那些分析和数字的时候，他不能够遏制自己心脏的绞痛。这就是共鸣，隔了这么多年，我看着这本书，那些文字对我来说都是滚烫的和有生命的。

      海子：“……他们把一切都变成趣味，这是最令我难以忍受的。比如说，陶渊明和梭罗同时归隐山水，但陶重趣味，梭罗却要对自己的生命和存在本身表示极大的珍惜和关注。这就是我的诗歌的理想，应抛弃文人趣味，直接关注生命存在本身。”

      冯唐：“文字是我们的宗教，愿我们继续倒行逆施。不要求两三年升半职，要求两三年出一本冷僻的书。心里一撮小火，身体离地半尺，不做蝼蚁，不做神，做个写字的人。”

吴炫：“即使身处逆境，眼神也清澈，不犹疑，不左顾右盼，有心灵内在的创作力支撑，这样的人一定会幸福。不幸福来源于慌张、紧张、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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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因爱而蒙羞——《费城故事》

Tue, 25 Aug 2009 21:50:12 +0800

一.
安德鲁走进乔的办公室，寻找一个代理律师。
他也曾是一个优秀的律师，前程似锦。但不久前，他被解雇了。
为此，他要起诉闻名遐迩的韦维那律师行，自己的前东家。
安德鲁患有艾滋病，病情渐重。同时，他是个同性恋者。
他认为，被非法辞退，是因为对艾滋病人的歧视。
听他说完，乔问道：在我之前，你找过几个律师？
他回答：九个。
没有人愿意接这个案子，没有人认为他会赢。
而鸭舌帽下那张虚弱的脸，仍满是执拗。
执拗地想要赢回尊严。

二.
律师乔在拒绝安德鲁后，在家中和妻子谈起了对同性恋的厌恶。
但两周后，乔却又在图书馆遇见了他。
他在查阅有关艾滋病歧视的资料，他显然没有放弃。
知情的图书管理员在他身旁，略显尴尬地说：先生，我们有间私人数据库…
他拒绝了。他不认为自己与别人有何不同。
乔走过去和他交谈，听他念起1937年的联邦康复法案。
“这项法案并未提到对艾滋病的歧视，但随后的决议规定：艾滋病也是伤残。
不仅因为病者身体上的限制，并且因为受到社会人士的歧视，在社会上被视作已死。
而这种歧视，超过了身体上的病痛。”
安德鲁念到“已死”两字，停顿下来。随后，又继续读下去。
六星期后，乔向韦维那律师行递交了传票。
与此同时，乔也起诉了自己的偏见。

三.
但有时，偏见的改变并非易事。
乔也一样，他会在与安德鲁会面时心存忐忑，会对酒店里挑衅的人愤怒反驳，也会对搭讪的同性恋者面露不屑。
正如他所承认的：
“当你像一般人那样长大，没有太多人讨论同性恋，从小就教你同性恋者的奇怪。
他们身着女衣，他们恐惧打斗，他们危害孩子……”
是的，于是你的憎恨与恐惧，仿佛与生俱来。
但是，乔仍然站在了法庭上。
他的理由直白而简单：他们违法了法律。
你会觉得奇怪，整个审理中，无论正方、反方、法官、陪审团，
都对法律抱有近乎虔诚的信仰。
他们相信：法律无法消除偏见，却始终追寻公平。
也许这无非是部好莱坞电影，也许这样的信仰只是幻想。
但看这样的电影，仍会对这个国家的理想肃然起敬。
正如电影里，乔与法官有着这样的对话：
“法庭内无视于种族、教义、肤色、宗教和性取向。”
“但是，法官大人，我们不是活在法庭之内，是吗？”
“是的，我们不是。”

四.
案件的审理漫长而困难，安德鲁的病情也逐渐加重。血管堵塞，日渐消瘦。
一个晚上，他对乔说：我可能活不到审讯结束了。
随后，他放了一段歌剧，一边起身聆听，一边低声诉说：
“这歌是我最喜欢的，玛丽亚·卡拉斯，剧目是《安德里亚·塞尼亚》。
这是玛德莲，她在唱：法国大革命时暴徒如何放火烧她的屋，母亲因救她而死……
她说：你看！抚育我的地方在燃烧，我孤单一人……
听到她声音中的心痛吗？
弦乐开始奏了，调子全变了，音乐充满了希望。
又会再变的，听着，听着……
我把痛苦带给爱我的人。
哦，那大提琴……
在痛苦中，爱来到我处。充满了和谐的声音，它说，活下去。
我是生命。天堂在你的眼中。血和泥，都在你附近。
我是神圣，我是赦免，我是神，从天堂来到地面，把地上变为天堂。
我是爱。我是爱。”
安德鲁扶着输液瓶，随着音乐在房间里游走。
弦乐和大提琴交错而歌，低沉广阔。
在那一刻，他不仅像他所说，成为了促进公平的一部分。
也让我们感觉到了，如同琴声和歌声一般的，生命的广阔和高昂。

五.
恩。想要跑题说说中国。
我看到过关于艾滋病人的影像，印象最深的是这一部：
陈为军的纪录片《好死不如赖活着》。
片子那个叫做雷妹的女人，夏至的时候，蹲在院中说话、回忆、呻吟、哭喊；
立秋的时候，已经躺在了板车上，苍蝇一只只落在脸上，她连赶苍蝇的力气都没有了。
里面，她讲到心里苦处时，张开双臂，用尽力气在空气中猛的一抓的镜头，每次想到都让我倒吸一口凉气。
安德鲁和他们相比，简直是个幸运儿。
他们中有很多是为求生而卖血，每次拿几十块钱的“营养补助金”，一村一村地感染。
他们的为数不多的朋友，八十多岁的高耀洁，为他们而奔走数年，而连领取一份嘉奖，都要经过软禁的苦。
甚至当他们选择上访，想要用制度保障尊严时，却也被拘捕监控，被制度禁锢了自由。

我想说的是，电影里，网络上，现实中，
我都能看到的是一样的爱，对尊严的爱，对生命的爱。
我们却常常，要因为这爱而蒙羞、受辱、沉默。
而什么时候，才能让我们在这个国土上，有尊严的爱与被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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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越 居

2009-11-18

在法的门前

那些变成石头的肺

走向死亡之路——尘肺病人彭辉平

缓慢的方式

广州一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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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国羊语 090906

不因爱而蒙羞——《费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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