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净晚凉

灿烂的丹霞 2009-07-12

五四之问 2009-07-02

上海肯德基20年Say Yes-光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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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之路没有捷径”

Wed, 28 Oct 2009 23:10:36 +0800

——访2009年中山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周敏

周敏，女，广东中山人。1982年获中山大学英美语言文学学士学位。1984年赴美留学。1989年获纽约州立大学奥尔本尼分校社会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任教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州立大学，1994年进入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现为该校社会学系教授、亚裔研究学系教授、王氏美中关系与传媒座教授，美国社会学学会亚洲和亚裔研究分会会长。兼任中国中山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韩国高丽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海外华人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是移民社会学、城市社会学、民族社会学和亚裔研究学。

从简历上看来，周敏教授的学术道路似乎是一帆风顺的。她博士毕业后很快就得到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州立大学的教职，四年之后进入了很多人可望而不可及的洛杉矶加州大学，两年获得终身教职，三年升任正教授。她不断地发表论文、出版专著，对移民社区的研究多次获奖，还有数本专著成为大学教科书。日前，她刚刚获聘成为中山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6月30日中午，周敏教授在洛杉矶拨通了记者的电话。越洋电话的那端，她的声音温和而亲切，让人轻易地忘记了一个太平洋的距离。在采访中，周敏教授回忆了她的成长岁月和学术道路，向记者道出了那些“一帆风顺”背后的艰辛。

坎坷的求学之路

1956年，周敏教授出生于广东中山。家境的富裕让她得以心无旁骛地读书，盼望长大后能有一番成就，她的父母也一直鼓励她追求内心的梦想。

忽如其来的“文革”改变了这一切。周教授的父母被打成“走资派”，下放到了农村，留下10岁的她和弟妹相依为命。那时学校都“停课闹革命”了，她却依然保持着学习热情，常躲在家里偷偷读书，所有到手的书都读。16岁高中毕业，她被分配到一所学校当老师，两次争取推荐上大学，都因为家庭问题而失败了。

1977年冬天，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她考入了中山大学外语系，命运的列车从此走上了全新的轨道。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她非常珍惜在康乐园的美好生活，如饥似渴地读书、学习。

无心插柳，爱上社会学

很多人问过周教授：作为一个外语系的毕业生，后来为什么会选择社会学的道路？周教授说：“我没有选择社会学，是机会女神敲了我的门。”1982年，她毕业留校，成为社会学系的助教。当时正值中国重建社会科学，国外许多著名的社会学家到中山大学来讲学，她有幸担任了他们的翻译，开始接触社会学，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心怀儿时做大事的梦想，她毅然放弃人人艳羡的工作，告别不满一岁的儿子，只身到美国攻读社会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她笑说：“那时真有点‘抛夫弃子’的凄凉之感。”

事业家庭两手抓

1989年博士毕业后，周敏教授获得路易斯安那州州立大学的教职，把儿子接到了身边，并开始写她的第一本专著《唐人街》。

美国的学术界有句行话，“要么出书，要么消失”，周教授初出茅庐，既要教课，又要做研究、出书出论文，压力很大。那时，她的先生在瑞士工作，她还得一个人照顾年幼的儿子。为了兼顾工作和家庭，她 “挤时间，拼速度，充分利用一天的二十四小时，高效率地工作和生活”。她采用了“早睡早起”的作息时间，晚上跟儿子一起早睡，凌晨三点起床写作，写到七点就开始准备早餐、送儿子上学。就是靠着这些挤出来的时间，她在五个多月的时间里完成了《唐人街》的写作。另外还有好几篇学术论文也是这样吭哧吭哧地挤出来，发表在《美国社会学评论》和《社会力》等一流的学术刊物上的。

成功之路无捷径

周敏教授正是从研究唐人街开始在学界崭露头角的。

那时，美国的学术界对唐人街持负面观点，视其为光怪陆离、藏污纳垢的罪恶温床；是华人的避难所和贫民窟；是阻碍移民和主流社会沟通的一个文化落后、自我循环和自我生存的封闭社会。

但是周教授经过实地的观察和研究，选取了和学界主流观点截然相反的立论观点。她认为唐人街是一个有鲜明的族裔文化和独特的经济特色的族裔聚居区，它为华人移民在陌生的社会文化环境中逐渐适应、并最终融入美国主流社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唐人街》一书发表后，在美国社会学界掀起轩然大波。有赞同，有怀疑，有批评，甚至还有恶意攻击。周教授对于有建设性的建议和批评，甚至反面意见都十分重视并加以思考分析，对不实之词也并不计较。她的这种姿态反而使她独树一帜的理论倍受关注，也令她在学术界声名鹊起。十多年过去了，这本书仍是美国许多大学中的必读教科书。

此后，周敏教授在聚居区族裔经济、移民第二代和美国亚裔社会研究等领域都取得了骄人成就。发表了《在美国成长》、《美国亚裔青少年》和《当代美国华人社会》等多部专著以及一百多篇学术论文。2004年，她与同事、学生排除重重阻力，在洛杉矶加州大学创办了全美规模最大的亚裔研究系，并成为这个新系的首任系主任。

回首二十多年的社会学之路，周敏教授感慨万千：“成功之路的每一步都是奋斗出来的，没有捷径可以走。运气虽然重要，但是人不能只是坐等运气。”

25年后的回归

周敏教授表示，她重返母校担任“长江学者”讲座教授，既是出于对中大的深厚感情，也是为了实现对自己的承诺——加入美国籍并不意味着放弃对祖国的爱。

从中大去美国，从事华裔美国人研究，现在又回到中国、回到中大，周敏教授用25年的时间在地球上绕了一个圈，“从一个单纯幼稚的留学生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社会学家”。“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对她来说是“一个新的起点，新的挑战”。此时的她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工作，为中大社会学系的发展出一点力，也为加强中美两国的交流，提高世界对中国、对华裔美国人的了解和认识做出一些贡献。

在未来三年的任期里，她打算在中大开设专题讲座，探讨社会学领域的各种问题，并指导或协助指导研究生。她将与同行进行学术交流，争取提出一、两个可行的合作研究计划项目，向美国有关机构申请研究经费，并将与同行重点讨论如何把中国社会科学的重大成果介绍到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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灿烂的丹霞

Sun, 12 Jul 2009 14:55:25 +0800

——首届丹霞地貌国际学术讨论会在韶关市召开

专家们对中国丹霞地貌研究表示极大的认同

中大四代学者80多年的“丹霞”梦终于圆了

2009年5月26至28日，首届丹霞地貌国际学术讨论会在韶关市召开。本次会议是丹霞地貌研究的首次国际学术交流，也是丹霞地貌学术研究有史以来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一次盛会。

这是一场迟来的盛会，此时距离1928年中山大学的学者发起丹霞地貌研究，已经80多年了。在这80多年里，中山大学一直在全国丹霞地貌研究领域处于领军地位，四代学者为那片灿烂的“丹霞”付出了毕生的心血。记者今日采访了中国丹霞地貌旅游开发研究会理事长、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的彭华教授，让他引领我们回顾中大学者在80余年丹霞地貌研究中走过的风雨历程。

丹霞地貌研究是从中山大学开始的

四代学者为那片灿烂的“丹霞”付出了毕生的心血

丹霞地貌是一种以赤壁丹崖为特征的红色碎屑岩地貌，以广东韶关的丹霞山而命名。丹霞者，“色如渥丹，灿若明霞”也。这种地貌的突出特点是赤壁丹崖广泛发育，往往以雄险神奇而著称，故素有“赤城千仞”、“丹山碧水”之形容，大多是宗教文化、石窟文化、摩崖石刻与造像集中的地方。

据彭华教授介绍，丹霞地貌研究是从中山大学开始的。1928年，时任中山大学两广地质调查所技正（相当于总工程师）的地质学家冯景兰教授在粤北山区进行地质矿产调查时，发现丹霞山的地形很特殊，就将形成这种地形的地层命名为“丹霞层”，这是第一次用“丹霞”来命名地质学事物。

到了30年代，原中山大学地质系陈国达教授在此基础上提出来“丹霞地形”的概念，并推动了华南红层和丹霞地形的研究。40~70年代末，原中山大学地理系的吴尚时教授和曾昭璇教授将红层地貌作为独立的岩石地貌类型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使“丹霞地貌”的概念得以广泛传播。80年代以来，中山大学地理系的黄进教授先后对我国26个省区790多处丹霞地貌进行了实地考察，并把丹霞地貌研究推向了全国，被人们称为“当代的徐霞客”。1991年，中国丹霞地貌旅游开发研究会成立，黄进教授出任理事长。1999年，彭华教授接任该研究会理事长，继续进行丹霞地貌的研究和推广工作。2006年以来，他牵头中国南方6省典型丹霞地貌联合申报世界自然遗产的工作已经取得阶段性成功，联络有关学术机构筹划了本次丹霞地貌国际盛会，为推动丹霞地貌走向世界积极奔走。

一个学者对学术的深情所在

——遇见了，就爱了；爱了，就是一生一世

与80余年的累累硕果相随的，是中山大学一代又一代地理学者与“丹霞”的痴心相伴，彭华教授就是这些学者们的一个杰出代表。

当被问到“为什么对‘丹霞’情有独钟”时，彭教授大笑着说：“学者的情有独钟是说不清楚的，有时候不知道什么就触动了他的学术兴奋点。”他与“丹霞”的相遇很偶然。上大学时他喜欢画画，经常背着画板到各地去写生。就是在写生的时候，他被“色如渥丹，灿若明霞”的丹霞地貌所吸引，于是开始对其进行研究。也许这正是一个学者对学术的深情所在——遇见了，就爱了；爱了，就是一生一世。

彭教授还说到，以前他并没有把研究丹霞地貌作为主业，只是“兼顾研究”，但自从接任中国丹霞地貌旅游开发研究会理事长之后，内心的责任感就驱使他努力将这一研究推向更深的层次。“我完全是‘赶上架的鸭子’”，他笑着说。

过去，丹霞地貌在国际地学界只是被归为红色砂岩地貌的一种，没有受到独立地研究，“丹霞地貌”这一概念也没有得到国际上的认可。使“丹霞地貌”成为国际学术界通用的名词，让全世界看到中国灿烂的‘丹霞’，是历代学者的愿望。中大与丹霞山同处广东的地理优势，以及与丹霞地貌研究的深厚历史渊源，让彭华教授觉得完成前辈们的心愿是历史赋予他的使命。在中国“丹霞”申请世界自然遗产的过程中，他多次陪同各国专家到各地进行实地考察，为他们介绍当地情况，跟他们探讨丹霞地貌的基本问题。功夫不负有心人，彭教授就这样说服了那些一开始对“丹霞”满脸疑虑的各国专家，让他们接受了中国的“丹霞”。在这次国际学术会议上，那些专家成了“丹霞”的说客，初次了解“丹霞”的专家也对丹霞地貌研究异口同声地表示了认同。

中国“丹霞”走向世界

中大四代学者80多年的“丹霞”梦终于圆了

2009年1月28日，经国务院批准，彭华教授主持的“中国丹霞”系列申请世界自然遗产的申报材料报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2009年3月世界遗产中心正式函复中国政府，“中国丹霞”提名项目全部材料符合《执行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中对于申报材料的所有技术要求，被正式受理。

为了解决丹霞地貌的概念不为国际学术界认知的问题，推动丹霞地貌的国际认同，形成对中国丹霞申遗的学术支持，彭华教授再次联络相关学术机构举办了本次会议。会上，各国地学界学者一致通过发表了《丹霞宣言》，正式表达了国际学术界对中国丹霞地貌研究的接受和认同，标志着大会的圆满成功。

彭华教授表示，中国“丹霞”走向世界，将为其进一步发展带来重大影响。丹霞地貌研究的在国内外的受关注程度提高了，首先能够促进地理学家和地质学家的合作，使大家在不同的领域、使用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从而让地貌研究跨上新的台阶。其次，跟国际地学界的合作增加，也有利于学者们以全球的视角去关注丹霞地貌，吸收国外先进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还有，许多外国学者表现出浓厚的合作研究兴趣，推动国际对比研究成为可能。

中大四代学者80多年的“丹霞”梦终于圆了，我们有理由相信，明天，这片“丹霞”将会更加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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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懂不懂

Tue, 07 Jul 2009 20:12:08 +0800

《过于喧嚣的孤独》。在读库上看到，在图书馆偶遇，我把它拿在了手里。一个没有听说过、现在仍记不住名字的捷克作家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读库中的寥寥数语让我看到了一种极端和剧烈。

这个故事没有什么情节。社会主义时期的捷克，一个废纸收购站的压缩工，35年如一日地压缩、打包废纸，包括很多的禁书。他无意中读了很多书，变得学识渊博、思想丰富，可是在那个社会这些却只能带给他痛苦。他沉迷于酒精的麻醉之中，工作效率低下，于是被调离了工作岗位。不愿离开的他，在压缩机中和他一生热爱的物品一起结束了生命。

全书充斥着浪漫主义的情怀，他在每一个包里放一本看完的书，再用一幅名画作为包裹，就像艺术家在创作一般。可是那些浪漫都是黑色的，作者写得越美好，我越是被那种绝望的孤独感压抑得难受。

并不太明白作者想要表达的东西。孤独，是因为“众人皆醉我独醒”吗？他何以把那个地下工作室当作自己的天堂？作者是在批判社会主义捷克，还是在批判人类的善变和斗争？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时间重读这本书。合上书的我心中只有压抑，以及那解不开的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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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流动的爱情

Mon, 06 Jul 2009 23:02:15 +0800

繁重复习的间隙，在图书馆，间断地看完了《亲和力》。一个很抽象的书名，看了不知道在讲什么，所以我知道这个书名很多很多年，却一直没想过要看看。

是在复习文学史的时候看到这本书的内容概述的，爱情与婚姻，流动与固守，是听从所谓人性的诉求不断地流浪，还是安下心来经营一个风雨不倒的家？

一直相信，爱情是流动的，是不由人的，就像“亲和力”的定义。化学物质之间的吸引与疏离，本来就有无数可能性，没有谁是谁的唯一。我从来没有想明白婚姻的意义，有时甚至觉得它是违背人类天性的。

看着上校、爱德华、夏洛蒂和奥蒂丽的纠缠与徘徊，那种痛苦我是明白的。我也会觉得让他们重新组合会是个不错的结局，四个优秀而善良的人，值得获得幸福。然而我也知道，这样的结局是肤浅的，人不能由着性子不停地去“自由组合”，人类结成了社会，有了规范，跟那些动物已经不同了。

最任性的爱德华不顾一切地要去争取新的爱情，看着看着居然就产生了厌恶。或许这就是我的态度，以前并未明确觉察的态度。反而夏洛蒂的冷静坦诚、上校的隐忍克制，让人心疼。还是觉得人应该负责任，任性地跟着心在人群中流浪是不可想象的，无奈放弃的爱情却至少还能成就一种悲壮的美丽。

这是我们必然要纠结的一个矛盾吧。歌德最后还是选择了成全，虽然是以死亡的方式。或许他的意思是这样的：有情人成为眷属的愿望令人同情，但这样的结合是不容于社会、不容于人世的，它只存在于最美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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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维特

Mon, 06 Jul 2009 22:03:40 +0800

少年，我很喜欢的一个词语，一个人所有的热情，所有的渴望，都融在其中了。

在德国文学中，最著名的少年，来自狂飙突进时期的青年歌德写下的《少年维特之烦恼》。

没有见过那么狂热的爱恋，没有见过这么沉浸于内心世界的人，在那个刚刚从黑暗的中世纪苏醒过来的时代，少年维特就像一阵春风拂过冰冷的脸庞。

可是，两百多年过去了，今天的我没有感同身受了。从历史中，从现实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社会，都在压抑、在限制，没有人能够无忧无虑，没有人能够为所欲为。我们赞美那些勇敢地冲破现实的人，可是谁又能说一个坚强隐忍的人就不够伟大呢？

维特的单纯是可贵的，他的热情在今天仍是温暖人心的。然而，我们还是醒过来吧，歌德后来不也到魏玛去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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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放眼通识教育

Thu, 02 Jul 2009 17:13:24 +0800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高校越来越重视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旨在培养完善的人格、责任感和公民意识的通识教育就这样走入了我们的视线。在我校的通识教育计划即将实施之时，了解国内外一流大学的通识教育开展情况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通识教育、为其到来做好准备。

哈佛大学：现代通识教育的先行者

1910年哈佛大学开设通识课程，设立四个宽泛的学科大类，要求学生在每一类中选修一定的课程，以培养学生“广泛涉猎、学有专攻”的知识结构。这标志着现代通识教育的开端。

今天的哈佛通识教育与当年一脉相承，通识课程是本科生前两年的主修课程，分为历史与社会分析、文学艺术、外国文化、道德伦理和自然科学五个模块。这些课程有着严格的学习要求，学生一个学期不读上三五十本书，不写几篇报告，是不可能获得学分的。此外，哈佛还实行助教制度，学生们在助教的组织下进行小班讨论，以消化和扩展课上的内容。

北京大学：淡化专业，因材施教

2001年北京大学启动元培计划，开办元培计划实验班，2007年起改为元培学院。元培学院按文理两大类招生，学生在入学第一年学习通识课程和宽口径基础课程，在进一步了解各学科状况之后，再根据自己的志趣选择专业。

学生可在全校范围内自由选课，完成相关课程的学习、修满规定的学分之后，即可毕业。学院允许学生在3~6年内完成学业，以保证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创造性学习。学院还从校内其它院系聘请资深教授作为导师，通过讲座和座谈等形式开拓学生的学术视野，对学生的学习进行指导。

复旦大学：核心课程与书院式管理

2005年，复旦大学成立复旦学院，所有本科生入学第一年都进入该学院接受通识教育，第二年才回到各自的院系接受专业教育。复旦的通识教育课程与哈佛类似，开设若干模块的核心课程，供学生修读。学院发动全校教育资源，建立了导师团，承担指导学生的学习、选课和大学生活规划的任务。

复旦学院还构建了书院式学生管理体制，将学生分配到四个书院。书院根据专业、地域、民族分散的原则编班和安排宿舍，为学生创造了多元文化交流的环境，成为一种“隐性的通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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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学术与专业教育，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Thu, 02 Jul 2009 17:01:37 +0800

——陈春声副校长谈通识教育

甘阳教授受聘中大，颇受中大学子关注。4月份陈春声副校长的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专题报告也提及通识教育的推行计划，引起莘莘学子的期待。陈副校长在百忙中于5月12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为我们了解我校的通识教育计划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和见解。

　　《中大学子》：陈老师您好，您在不久前曾经提到学校推动通识教育的计划，我们对此期待殷殷。请问通识教育背后的理念是什么？

　　陈副校长：推行通识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我们已经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现在的毛入学率已经达到了23%左右，广东差不多是26%。高等教育大众化带来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我们的学生进入社会所从事的工作，越来越不是我们在大学时所学专业。国家和社会对大学生们的综合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也希望中山大学毕业的学生拥有更好的综合素质。这是推动通识教育的一个很直接的动力。

从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来看，欧美国家许多一流大学都很重视通识教育。例如，哈佛大学把通识教育课程分为五大类十个领域，要求哈佛本科生必须在这十个领域中至少修满8-10门课程，即通识教育课程占全部本科课程的三分之一。国内很多大学也致力于通识教育的推广，例如复旦大学、浙江大学被广泛注意的做法，香港和台湾十几年来也一直在推动通识教育，许多大学成立了通识教育中心。

通识教育作为一种理念已经普遍被广泛接受，但是具体的实施方式相差非常大。实际上，目前各个国家、地区，各个大学都没有可以通用的模式，大家都在积极地探索，国际上每年都举行许多关于通识教育的研讨会，我自己马上就要到香港参加一个这样的会议。甘阳教授是目前国际华人教育界和学术界对通识教育研究最为深入、影响很大的学者之一，对通识教育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学校聘请甘阳教授前来组建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和通识教育中心，就是希望更好地推动通识教育以及博雅教育。

　　《中大学子》：学校对通识教育的定义是共同核心课程或共同基础课程，希望通过通识教育进行学术训练。那么如何安排授课方式与授课内容才能达到学术训练的要求？

　　陈副校长：我们把通识教育定义为共同核心课程，其实，国际上很多著名的大学同样都贯彻着这个理念。正如黄校长所指出的，大学的教学是学术性教学，我们开设的所有课程都应该是带有研究性的、具有较强学术性的课程。我们相信中山大学同学们的知识基础、智力和理解力，与一般的看法不同，我们相信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应该通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和专业教育来达成。在这一理念之下，通识教育课程不应是那些“风花雪月”、标榜要陶冶性情或增长见闻之类的一般的知识性课程，而应该是为非本专业学生所开设的专业课程。目前的想法是，从2009年学年度开始，面向珠海校区今年入学的3700多名新同学，以及从今年三月份开始，已经在接受通识教育的四年都在珠海校区学习的4个学院和两个专业的1000多名二年级学生开设通识课程。在开始的阶段，主要以文、史、哲、人类学、心理学、亚太研究院等院系的专业核心课程向其它专业学生开放的方式来开展。例如，历史系的《中国古代史》、《史学概论》这些课程都可能向其他院系同学开放。对于历史系的同学来说，这些课程是专业课程，而对于外系的学生来说，这些课程就是通识课程。即非专业的同学与本专业学生一起，上一点其他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初步的想法是，用公选课的16个学分来上这一类的通识教育课。

与此配套的是，即将全面推行的博士生担任本科课程教学助理的制度。学校准备出台正式的规定，要求享受奖助金的博士生承担本科课程的教学助理工作，要求三年制博士生在一、二年级，直博生和硕博连读生在二、三、四年级都要担任教学助理。文科生每学年要担任两门本科课程的教学助理工作，理工科和医科的博士生每学年要担任一门本科课程的教学助理。教学助理的工作主要是协助任课老师做好教学准备，建立和维护课程教学网页，组织课堂讨论，批改作业和读书笔记，进行课外的导修。

希望大多数本科生课程都配有教学助理，大班上课的，40-60位同学能有一名教学助理。通识教育课程每班学生人数可能比较多，每个教学班可能有一两百人，那么，一个班可能配备六名到八名博士生担任课程教学助教工作。学校决定进行校区布局调整时，基本的原则就是让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在同一个校区生活和学习，这是有助于博士生担任教学助理的工作安排的。而这样的安排，对于本科生的专业学习和各专业的学术传承，也是大有裨益的。

实际上，这样的做法也是国际知名大学进行通识教育的普遍做法。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每个班常常有几百人，由十几名博士生和硕士生担任TA（教学助理）。杜维明、史景迁等知名学者所上的与中国文化研究有关的通识课程，都是每班数百人上课。博士生担任教学助理的安排，可以保证通识教学的质量。

担任本科课程的教学助理，对博士生而言，也是很好的制度安排。在欧美国家，担任专业课TA的经历，是博士生毕业以后到大学或研究机构求职时重要的履历，若没有这样的履历，好大学是不会轻易聘用的。

　　《中大学子》：我们目前有公选课的制度，推行通识教育之后，应该怎样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长远而言，通识教育是否会取代公选课。

　　陈副校长：现阶段通识教育还没有在全校全面展开，公选课程和素质教育课程当然还会继续开设。只是因为珠海校区开始实行通识教育了，原来在珠海校区开设的部分质量较高的公选课，可能会转到广州的几个校区，特别是到东校区去。因此，在珠海校区推行通识教育的同时，也可能有助于提高其他校区的公选课的质量。

通识教育将在整个大学的课程结构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公选课的学分会相应减少，但不应完全取消。目前这个阶段，准备用全部公选课的学分来进行通识教育，但长远来说，也许应该有专门通识教育的学分。我个人以为，理想的安排是，以后能够从公选课和专业选修课中各划出8个学分作为通识教育学分，这样可以保留8个公选课的学分。

　　《中大学子》：有一种说法，目前大学生对待公选课的心态是“必修课选逃，公选课必逃”。学生会不会将这种心态带入通识教育的课程中？

　　陈副校长：我们希望博士生担任教学助理的制度，能够在一定程度帮助缓解这个问题。黄校长明确提出，大学生要“增负”，学校将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增加课程学习的压力。在欧美的知名大学，每一门课每周需读120-160页的文献，一定要写读书报告，然后进行课程讨论。这是才是“正常的”的、对学生负责的大学课堂教学方式。我们希望每门课程每周都要做作业、规定读书的内容，写读书报告，进行课堂讨论。所以如果每一节课都需要做作业以及进行课程讨论，再加上教学助理的督促，学生自然要认真对待，还是“必逃”的话，那就没有学分了。制度性的教育本身，一定是带有强制性的，必须首先保证在制度上落实。其实，大学生逃课对其自身而言，也是一种损失。让同学们忙于课程学习，多多利用图书馆，不要时不时感到无所事事，是学校和老师对大家负责任的表现。读书本身应该是有点艰苦的，即所谓“苦读”，读书不应该总是风花雪月。

　　《中大学子》：目前学校有无确认公共核心课程包括那一些呢？不同学院如何安排的？这些课程在中西古今文理科之间是如何权衡的？

　　陈副校长：甘阳教授已经提出一个方案，将通识课程设计成几个板块，要求学生在各个板块中进行选择，就如拼盘一样。这些课程都非常专业，都要求有比较大的阅读量与课程作业，比如中国文明板块可能要求读《论语》《孟子》，比如西方文明板块可能需要读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作品。如果是自然科学课程的话，那么各专业学生都需要一起做习题。目前课程设计相对侧重人文学科，但理科的内容仍然不少。这个方案还要经过学校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讨论通过，才会正式实施。

　　《中大学子》：学校即将推动通识教育，您对我们学生有什么寄语吗？

　　陈副校长：好好读书，多读书，读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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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之问

Thu, 02 Jul 2009 16:49:09 +0800

如果说，当年救亡图存时代背景下，青年学生的游行请愿是一种对社会责任的勇敢承担；那么，今天大国崛起时代使命下，我们的追问和思考就是一种对社会责任的主动担当。当改革浪潮和金融海啸来势汹汹的时候，社会上和媒体上对五四精神、青年学子和大学精神的内涵和关系也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声音。真知？歪理？此时此刻，作为青年学子，面对这些多元的想法和观点，理应有着自己的思考和坚持

“五四精神在当今还有没有现实意义？”

有些人认为，五四精神过时了，不再具有现实意义了。对此，我们不敢苟同。

历史不是孤立的，它与我们的现在和未来一脉相承。九十年前，一代青年学子融个人命运与国家兴亡于一体，义无反顾地跨出校门，铁肩担道义，点燃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火焰，把中国带入了现代史。从此，五四精神就成为一代又一代青年的精神座标，鼓舞着无数青年去奋斗、去创造。今天，当我们在面对物欲横流的市场诱惑和私欲膨胀的个人困惑时，五四时期青年学子身上的那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便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永恒的榜样。

五四精神在当今时代也依然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梁启超先生曾经说过：“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无论何时何地，青年的前途总是与国家的兴亡紧紧相连。

“青年学子应该改写还是坚守五四精神？”

首先应该明确，“我们不能把五四精神当作一个大筐，什么好东西都往里装”。五四精神是有其历史渊源和特定内涵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口号应该坚守。

历史的发展同时要求我们与时俱进，但这不是针对其内涵，而是我们传承和发扬五四精神的方式。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今天，青年学子应当勤于学习、勇于创新、甘于奉献，自觉承担起为中华之崛起奉献青春的历史使命。

坚守，是对永恒价值的继承；改写，是对优秀文化的发展。在对“民族振兴”的不懈追求上，两种方式不过殊途同归。“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一直都是对所有进步青年共有价值观念的浓缩。青年学子既要有对历史精神的继承发扬，也要对有对时代精神的凝炼恪守。

“大学应该从五四精神中继承什么？”

五四运动起源于大学，五四精神萌发于大学，大学与五四有着浓厚渊源。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共同孕育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新文化运动体现了思考和批判的精神，大学里的师生致力于思想文化的深层思索，在静思中批判，试图为社会和国家的发展寻找正确的道路。五四爱国运动体现的则是担当和践行的精神，国家交困于内忧外患之中，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促使大学里的学生去关注现实政治和社会民生，并积极参与其中。

今天，稳定的民族国家正崛起于中华大地。作为传承和发展人类文明的重要机构，大学首先应当继承新文化运动思考与批判的精神，探究高深之学问；然而大学不应该仅仅是象牙塔，它肩负着国家未来的希望，必须走向社会才能有所建树。五四爱国运动中体现的行动和参与精神，同样应成为今天大学的追求。“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孙中山先生当年对我们的期望，不正是这两种“大学精神”的完美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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