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狗的思想风暴

奥巴马的选择

Fri, 20 Nov 2009 10:38:36 +0800

不是每一期都有独家专访，但是每一周都可以在这里读懂中国。

——好广告。

《联合早报》说，“奥巴马是在美国驻华使馆建议下，点名接受《南方周末》采访。美国在奥巴马访华日期临近时才通知中国要求安排，中国外交部接着通知《南方周末》从广州总部派人上京专访奥巴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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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一张地图上

Fri, 20 Nov 2009 10:13:24 +0800

        我的名字里有个「台」字，你知道，「台湾」的「台」。
        我们华人凡是名字带着地名的，它像个胎记一样烙在你身上，泄漏你的底细。当初给你命名的父母，只是单纯地想以你的名字来纪念他们落脚、一不小心生了你的地方，但是你长大以后，人们低头一看你的名片，就知道：你不是本地人，因为本地人，在这里生生世世过日子，一切理所当然、不言而喻，没理由在这地方特别留个记号说，「来此一游」。纪念你的出生地，就代表它是一件超出原来轨道、不同寻常的事情。
        如果你在台北搭计程车，不妨看一下司机的名字。有一回，碰见一个「赵港生」。「港生」怎么在台湾开车？
        ……
        只要你开口问，他就给你一个流离图。港生的父母在一九四九的大动乱中从滇缅丛林中流亡到香港，被香港政府送到调景岭难民营去，他就出生在荒山上那A字体盖着油布的木棚里。两年以后来到台湾，弟弟出生了，就叫「台生」。

你知道香港影星成龙的本名是什么吗？如果我告诉你，他叫「陈港生」，你可以猜到他身世的最初吗？稍微打听一下，你就会知道，他的父亲房道龙，在战乱的一九四七年只身离开了安徽和县沉巷镇的老家，留下了妻子儿女，辗转流离到香港，改名换姓之外，另外成立家庭，生下的男婴取名「港生」。和他安徽妻儿的那一边，是一个生离死别的故事，与成龙这一边，是个患难兴邦的传奇。

……

在台北街头，你只要有一点好奇，开口敢问，一问就是一个波澜涌动的时代传记。战后这一代「台儿」，你几乎可以说，整个人就是一枚会走路的私章，是一本半打开的历史地理课本。

我这「台妹」所居住的这个城市，叫做「台北」，更绝了，它是一张大大摊开的中国历史地图。地图有多大？横走十六公里，直走十七公里，就是一张两百七十二平方公里大的地图。

为什么称它「历史地图」？譬如第一次世界大战退出前的欧洲全图，就是一张「历史地图」，它里头的「奥匈帝国」，现在没有了。台北城这张街道大地图上的中华民国，是一个时钟停摆在一九四九年的历史地图。

你把街道图打开，靠过来，跟我一起看：

以南北向的中山路、东西向的忠孝路画出一个大的十字座标，分出上下左右四大块，那么左上那一区的街道，都以中地理上的西北城市为名，左下一块，就是中国的西南；右上那一区，是中国的东北，右下，是中国的东南。所以如果你熟悉中国地理，找「成都路」、「贵阳路」、「柳州街」吗？往西南去吧。找「吉林路」、「辽宁路」、「长春路」、「四平街」吗？一定在东北角。要去宁波街、绍兴路吗？你绝对不会往「西藏路」那头去找。「甘州街」、「凉州路」、「哈密街」、「兰州路」、「迪化街」，猜猜看他们在哪里？

对国民党的统治历史有反感的人，说，你看，打仗打败了，逃到这个岛上，便淘空了本地人的记忆，把中国地名强加在台北城上，满足自己「勿忘在莒」的虚幻想像，充分殖民主义的嘴脸，可耻可恶。

我一直也以为统治者把台北变成一个中国地图，是一九四九年的一个伤心烙印。失去了实体的万里江山，就把这海角一隅画出个梦里江山，每天在这地图上走来走去，聊以自慰，也用来卧薪尝胆，自勉自励。

做了一点探索之后，我大吃一惊，唉呀，不是这样的。你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竟然会错。
原来国民政府在日本战败以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就颁布了「台湾省各县市街道名称改正办法」，要求各个地方政府在两个月内把纪念日本人物、宣扬日本国威的街道名改正，新的命名要「发扬中华民族精神」。

一九四七年，是一个上海来的建筑师，叫郑定邦，授命为台北市的街道命名。他拿出一张中国地图来，浮贴在台北街道图上，然后趴在上面把中国地图上的地名依照东西南北的方位一条一条画在台北街道上。

他哪儿来的灵感呢？

不奇怪，因为上海的街道，就是用中国省分和都市来命名的；南北纵向用省分，东西横向用城市。
把整个中国地图套在上海街道上的这个「灵感」，又是哪里来的呢？一八六二年，英美租借合并成公共租借，各区的街道要改名，英美法几路人马各说各话，都要坚持保留自己的街名，英国领事麦华陀于是订了「上海马路命名备忘录」，干脆用中国地名来命名，以免白人内讧。上海街道，从此就是一张摊开的中国地图。甚至连「建国路」、「复兴路」这种充满政治企图的命名，都是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之后国民政府给上海街道的名称，而不是为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台北所量身订做的。

所以台北城变成一张中国大地图的时候，国民政府根本还不知道自己会失去中华民国的江山。一切竟然是历史的秘密布局：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权崩溃而撤退到这个岛，以这个岛作为反攻大陆的基地，把「光复河山」变成此后最崇高的信条，而台北的街道以不破碎的完整「河山图」大大地张开，接受这个新的历史命运到来。国民政府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正式在台北办公以后，就更详细地把大陆的地名填了进来。

我，和我的朋友们，就在这样一个不由自主的历史命运里，在这样一张浮贴扫瞄的历史地图上，长大。

——龙应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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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船，就是一生

Fri, 20 Nov 2009 10:04:01 +0800

1、美君离家

美君是在一九四九年一月离开淳安古城的，大概就在“太平轮”沉没之后没有多久。她才二十四岁，烫着短短的、时髦俏皮的鬈发，穿着好走路的平底鞋，一个肉肉的婴儿抱在臂弯里，两个传令兵要护送母子到江苏常州去，美君的丈夫是驻常州的宪兵队长。

已经是兵荒马乱的时候，美君仓促上路，临别前对母亲也就是平常地说一句：“很快回来啦。”跨出家门，头都不曾回过一次，虽然知道那瘦弱的母亲，裹着小脚，就站在那老屋门边看着她走。

美君也没有对淳安城多看两眼。

……

美君向来不是个多愁善感的人，她聪明、果决、坚强。城里的人都知道，应家这个女儿厉害，十七岁就会独自押着一条船的货，从淳安沿水路送到杭州城里去做买卖。

有一回，买卖做完，回程上，一个家族长辈装了满船的盐，从杭城运回淳安；半路上突然出现缉私队的士兵，拦下船准备检查。船上的人紧张得就想跳水，长辈脸色发青，美君才知道，这一船的盐，大部分是私盐。

她看长辈完全乱了方寸，揣度了一下形势，便作主指挥，说，“速度放慢。”

她要工人立即把两袋合法的官盐拖到船板的最前端，然后要工人那年轻丰满的媳妇，坐到存放私盐的船舱入口的门坎上，脱掉外衣，只留身上的小胸兜。美君像导演一样告诉她坐在哪里，怎么坐，然后盯着她看看，又说，“把簪子拿掉，头发放下来。”

船缓缓停下，缉私船靠近来，抱着枪的士兵一跃而上。美君先请他们检查船板上的两袋官盐。士兵打开袋子，检查标签，抓一把盐在手心里闻闻看看，然后转身要进舱房，可是一转身，就看见那年轻的江南女子坐在船舱入口，好像正要穿衣服，她大半个牛奶色、光滑的背，是裸的，士兵登时吓了一跳，美君就说，“对不起对不起，嫂子刚刚在给孩子喂奶……”缉私队长忙不迭地说，“那就不要打扰了。你们快开船吧。”

淳安的长辈们在对我叙述这故事时，美君就坐在旁边咯咯地笑。

……

2、躲躲雨

离开淳安之后就是一路的狼狈迁徙，从火车站到火车站，过江过河过大山。一年半以后，自己都弄不清是怎么回事，美君发现自己已经站在海南岛一个混乱骚动的码头上，汹涌的人潮拚命地要挤上大船，丈夫在另一个港口，失去了联系。

海南岛的正式大撤退，是一九五○年的五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在半年前成立，但是在沿海、在西南，还有战事。很多的国军部队，是在解放军的炮火一路追击下被逼到了码头边。

……

急难中，船要开往台湾了，可是，台湾在哪里？开军舰的人都不知道。

在炮火射程外的安全海面上，海军拿出地图来找台湾的位置。

士兵问长官，“什么时候才到那个地方啊？”

军官说，“我也不清楚，反正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到的那个地方叫‘台湾’，我没去过，你也没去过，听说那地方不错。”

六十四军的军官简步城安慰惶惑的士兵，但是心里慌得厉害。他自己都不知道台湾是在东西南北哪个方位。从冰天雪地如苏武牧羊的绝境中一路打到海南岛，心力和体力的透支，已经到了人的极限。安慰了士兵，他再来安慰自己：人生的路，太累了，反正去那个叫“台湾”的地方，只是暂时“躲躲雨”吧，也好。

他作梦都没想到的是，这一场“雨”啊，一下就是六十年。

……

大船无法靠岸，无数的接驳小船挤在港内碰来撞去，乱哄哄地来回把码头上的部队和眷属接到大船边，然后人们攀着船舷边的绳梯大网像蜘蛛一样拚命往上爬。很多人爬不动，抓不住，直直掉下海，“惨叫啊，一个一个噗通噗通像下饺子一样”，美君说。

炮声听起来就在咫尺之处，人潮狂乱推挤，接驳小船有的翻覆了，有的，快到大船边了，却眼睁睁看着大船开动，赶不上了。港内的海面，到处是挣扎着喊救命但是没人理会的人头，码头上一片惊惶，哭声震天。

如果你站在码头上望向海面，用想象力变魔术“咻”地一声倒退一百米，彷佛电影默片，你看见那水面上，全是挣扎的人头，忽沈忽浮，浮起时你看见每一双眼睛都充满惊怖，每一张嘴都张得很大，但是你听不见那发自肺腑的、垂死的呼喊。历史往往没有声音。

皮箱，无数的皮箱，在满布油渍的黑色海面上沉浮。

……

3、码头上

高雄，一个从前没听说过的都市，那儿的人皮肤晒得比较黑，说一种像外国话的方言。丈夫在动乱中失去联系，却有两个兵跟着她，臂弯里是吃了就睡，醒了就吃的应达。

美君打量一下周遭：满街挤着面孔凄惶、不知何去何从的难民。五月天，这里热得出奇，但是很多难民身上还穿着破烂的棉衣，脱下来，里面是光光的身体，不好看；留在身上，又湿热难熬。一场急雨打下来，码头上的人群一阵狼狈乱窜，其实没有一片屋檐可以逗留，于是干脆就坐在地上，大雨倾盆。

部队散了，丈夫走失，美君不再有“军眷”的身分，一下码头就没有人管她了；两个传令兵，也是家乡的庄稼子弟，没有兵籍。美君，其实不明白什么叫历史的大变局，但是她很快地察觉到事态的严重，此时此刻，除了自己，别无依靠了。

美君掏出身上藏着的五两黄金，找到一个叫苓雅市场的地方，顶下一个八台尺见方——也就是二米四乘二米四——的菜摊子，开始独立生存。晚上，两个庄稼少年睡在地上，她就搂着婴儿躺在摊子上，共盖一条薄被。

早上天还没亮就起来，她指挥着两个少年去买了几个大西瓜回来，切成薄片，放在一片木板上，要少年到码头上去叫卖。码头上，撤退的部队和难民像溃堤的大水般从一艘一艘的大船流向码头；她计算的是，在码头上热天卖西瓜，一方面可以挣钱，一方面可以寻人——丈夫如果还活着，大概迟早会在码头上出现。

美君的小摊扩张得很快。这个淳安绸缎庄的女儿冷眼旁观，很快就发现，难民在建筑自己的克难之家。他们需要竹片、钉子、铁锤、绳子等等“建材”，于是她的摊子就多了五金。她也发现，山东人特别多，于是她的摊子上马上有一袋一袋的面粉。南腔北调的难民进到市场，知道来美君这个摊子不但什么都可能找到，而且这个摊子的女主人能说国语，活泼大方，能言善道。

美君脱下了细腰身的旗袍，开始穿宽松的连衣裙，给孩子喂奶，也做肩挑手提的粗活。但是能言善道的美君也有沉默的时候。她常一个人骑着那辆送货的男用脚踏车，来到码头。把车停在一个巨大的仓库大门前，她就倚着脚踏车望向码头和海港。军舰缓缓进港，军舰缓缓出港；人潮汇入码头，人潮一会儿散尽。汽笛声回旋在海港上头，缭绕不去。

穿着制服的港警，巡逻时经过仓库大门，看到这个体型纤弱的年轻外省女人，不免多看一眼。

一九五三年，摊子已成小店，美君抱着一岁的女儿，女儿叫「应台」。

所有的颠沛流离，最后都由大江走向大海；所有的生离死别，都发生在某一个码头。上了船，就是一生。

——龙应台新书《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以女孩“美君”在兵荒马乱中离开淳安家乡为起头。龙应台说，在写作一开始，她关注的是1949年前后流离来台的那200万人，但后来她发现自己对这块土地上原来已经存在的600万人所知更少，他们甚至比外省老兵更弱势无声，因此这本书的后半段转向了那些老人的故事。写作过程中，龙应台为搜集史料跑遍了三大洋五大洲，将那个时代生死契约式的流离经历写成这部书。

在内地不能公开发行，正在看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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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民主价值观

Wed, 18 Nov 2009 23:21:31 +0800

重读2009年4月《凤凰周刊》的《中国人的民主价值观》，发现有不少值得玩味的观点，节选如下，以供日后查询。

以下为美国杜克大学政治学教授史天健接受专访的节选：

超过80％的中国人认为，民主体制比专制体制好，民主体制适合自己的国家。

我们设计了另一个问题：如果1代表完全不民主，10代表完全民主，你认为你的国家和地区目前民主发展的程度怎么样？2002年，平均数就变成七点几了。

一个社会对于民主的要求，并非简单地取决于人民的民主需求，而是取决于供求之间的差距。如果我们看一下民主的供求差距，我们发现，中国的民主供给和民主需求的差距，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好像是非常大的。

那么中国老百姓对民主的定义是什么？将近55％的人则认为，民主是政府在作决策的时候，时刻想着人民的利益，征求和听取人民的意见，政府应该为人民服务。这后一种理解，如果按照西方民主理论，或者程序民主的理论，不能叫民主，这叫无害的威权，benevolentdictator。

从民主理论的发展来说，实际上有两大理论：一个是所谓程序民主，一个是所谓实质民主。现在西方以选举为中心的民主，就是从熊彼特理论移植过来的程序民主。
它的基本逻辑是，因为每个公民都很忙，没有时间搞政治，所以把治理国家交给一部分专业人士。但是对这些专业人士，人民要保留一个权力，就是如果对他不满意，下次选举就让他下台。

另外一个理论，是中国的所谓民本思想，或者实质民主。中国人一向觉得，皇上怎么当上的其实不重要，关键是皇上能不能给大家做好事。换句话说，孔子的政治哲学给我们的启示是，衡量一个统治者的标准，不是看他是怎么上台的，而是他在台上能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

基于这个考虑，我们就把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分开提问。下面两个说法你觉得哪个更重要：第一，党和国家领导人是由有规律的选举产生；第二，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作决策的时候，时时刻刻想到人民的利益？这二者是必须择一的。结果发现，80%的人都说，程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实质。这是目前中国老百姓民意的一个最基本的情况。

从以上调查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结论是说，第一，中国人想要民主，但中国老百姓想要的民主恐怕更符合孔孟的民本思想，而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主；第二，人民是以不同的标准在评价政府，而这种评价并非简单的选举就可以满足；第三......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老百姓要的是实质民主，怎么才能用制度来保证这种民主？或者说，在领导人没有做到实质民主，做出的决策老百姓不满意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渠道可以表达。实际上，即使是选举，中国的选举可能和别人的也不一样。所以，一方面要有制度保障，同时，你的制度设计要和你的政治文化compatible（相兼容）。我觉得，不管是协商式民主，还是其他一些实验，中国都要探索出自己的道路。就是说，我们必须根据自己的政治文化，设计出第三条路来，因为我们要有对权力的监督制衡，但是单单靠选举并不能满足老百姓的要求。

我觉得，我们应当仔细研究中国传统的制度和新的制度之间是如何interact（互动），需要创作什么样的条件，让新的制度在我们的社会土壤中逐渐生长。而不是幻想，我明天把一个新的制度引入中国，这个制度就会帮助我们达到所要达到的目的。那样的话，可能会把整个事情搞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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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雷和韩梅梅

Wed, 11 Nov 2009 07:07:53 +0800

北京昨天下了雪，早上起床时，老婆拉开窗帘看人识天气，然后开始收拾自己，坐在梳妆台前化淡妆、拉开衣橱拿衣服……她要到两公里外的学校去看早读，我能想象得到的场面是：七个外国小孩叽叽喳喳，有的卷着头发有的穿得嘻哈，直到她的到来才安静下来。

临出门时，她告诉我说，有首歌叫李雷和韩梅梅，有点意思，可以听听。我打开电脑，开了酷我，开始听到那些熟悉的名字：李雷、韩梅梅、Jim、Lucy、Lily、Kate、Lin Tao、Uncle Wang，还有一只鹦鹉叫Polly。

我是第一批使用那版教材的无数学生中的一个，每个早晨天色还没完全亮起，我会把那本书装进一个灰色的单肩书包里。和其他书比，那本书比较特别，因为里面画着很多彩色图案，它比一般的书本都大，可以把书包撑得很开，我就背着它去吃早餐，书包拍打着屁股，走路磨着鞋跟。

那时我个子小小的，穿着校服混在众多学生中，任你拿着望远镜都找不着。初一入学时测身高，我是138cm，因此一直只能坐在第二排。第一排是两个小女生，其中一个长相比男生还男生，她姓涂，那时候流行玩大富翁，里面有个农民叫“阿土伯”，背地里同学把那个好记的名字给了她。

另外一个女生坐我前面，皮肤白净五官秀美，笑起来牙齿很白。每天最早到教室的是我们俩，能塞满五六十个同学的大教室里，只有我们两个人距离很近地坐着，但是神经病般地，还一句话不讲。大部分时候，她把身子侧过来，和我呈90度，然后装作认真地看书。我指的是我。

前后桌三年直到毕业，除了她向我借东西和问问题，我都没和她认真讲过几句话。

那时候我还是根木头。如果是现在，如果是现在，老子就……

那时候，有同学在课堂上看带颜色的小说，被英语老师没收，后来有同学到老师家玩，说那本书就放在老师的床头；

那时候，几个调皮的男生课间聚在走廊上，有隔壁班的漂亮女生走过，他们就发出怪叫，看着女孩红着脸低着头从眼前走过，然后大笑，前俯后仰；

那时候，学校旁边有个公园，公园的尽头是烈士陵园，每到清明的那个月，从早到晚循环放国际歌，那首歌成了物理课、语文课、数学课、英语课、化学课、地理课总之所有科目的背景音乐，听到我们几近崩溃；

那时候，走过南闯过北的地理老师说北方的冬天很冷，尿尿的时候出来都是一根冰柱，所以要一边撒尿一边拿着根棍子敲，那时我很担心地想，如果不小心敲歪了怎么办；

那时候，生物老师是个小老头，拿着把小锤子告诉我们什么是膝跳反射，讲到人体的时候，他眼睛直直地看着窗外，背书一样地讲什么是第二性征，座位上，男的瞳孔放大女的假装脸红；

那时候，我们经常抢着看《体坛周报》，有同学老买，有同学老不买，我们习惯叫球星是连名带姓的，比如加布里埃尔•巴蒂斯图塔和弗朗西斯科•托蒂，那些名字很长的拗口的球星记起来比化学元素容易得多；

那时候，一块钱可以吃一顿饭，七毛钱一条鱼，两毛钱买豆芽，一毛钱买米饭，还送一碗免费汤，抬头的时候，可以看到师傅的围裙比地板还脏；

那时候，后桌的女生喜欢上了我的同桌，她家在校门口开餐馆，我同桌去那里吃饭时，里面的肉都会多出几块，我一直很羡慕；

那时候，和我们同住一个楼的老师家里会传来小虎队的歌，黄昏时，歌声飘荡在宿舍楼上空，比如《背包》，比如《烟火》，有同学在水池边洗衣服、刷碗，我端着饭盒，会突然想家，吃着吃着喉咙发紧，那时天还是蓝色的。

王筝在歌里唱：那时我们什么都不怕，看咖啡色夕阳又要落下……我们都是好孩子，异想天开的孩子，相信爱可以永远……最最善良的孩子，怀念着伤害我们的……

而现在，就像五月天说的，生命是华丽错觉，时间是贼，偷走一切。

连同李雷和韩梅梅一起被偷走的，还有专注、善解人意、蓝色的天空和忠心耿耿。

那套英语课本的最后一课最后一句话是“Goodbye everyone，Goodluck！”但并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幸运，同学们挣扎着升学或者生活，生活中的糖果开始越来越少，青春变得真实残酷。

后来，有人由课本推断出李雷狮子座，韩梅梅巨蟹座，林涛处女座，Jim水瓶座，Kate 双鱼座，Lily&Lucy天秤座，Tom 射手座；

有人考究后，说，韩梅梅和李雷的性格相似，和Jim是互补，所以她更适合和Jim在一起；

豆瓣上有个组，叫“李雷都这么牛逼了韩梅梅却不喜欢他”；

有人画了一本书，是人教英语漫画版，叫《李雷和韩梅梅》；

《南方周末》文化版有一期采访了八卦这些故事的鼻祖，还有当初课本的创作者，我想，那应该是位80后的记者；

后来的故事，歌里说，“lucy回国 lily去了上海，身边还有了那么多男朋友，Jim做了汽车公司经理，娶了中国太太衣食无忧，Lin tao当了警察，Uncle Wang他去年退了休，有点遗憾li lei和Han meimei，谁也未能牵着谁的手。”

后来忘了什么时候，我又在学校里见过一次当年坐我前面的小女生，却发现她很陌生，以前所有的事情都像一种错觉。

绝大部分我们曾经珍视和喜欢过的人或物，最终都相忘于江湖。谁跟谁真的适合，最终谁会把谁放在身边，谁又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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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更细的线，可以更好的缝合伤口

Tue, 10 Nov 2009 20:50:37 +0800

我想，这只是使命不同而已。我们有我们的使命。在我们这里，商业是文明，是希望。我们希望给商业世界装上滑轮，而不是看到它被车裂。我们不再大喊大叫，我们相信，用更细的线，可以更好的缝合伤口。而在那针眼之处，我们同样能感受到思想之尖锐。

——从报社总编转做媒体管理的仲伟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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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红河，顺便看看越南

Sat, 31 Oct 2009 21:56:41 +0800

从1日开始，去红河一周，看梯田和边境。中国和越南的交界城市是河口，会在那边住两三天，应该可以带些越南的手工回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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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成都人那样有趣地生活

Sat, 31 Oct 2009 21:49:49 +0800

四号工厂前台

在成都的几天里，我住在“四号工厂”国际青年旅舍，这是一栋由工厂改造而成的旅馆，坐落在普通的市井小街道里，从外国来的老外们在大堂里上网、聊天、打台球。打开房间的窗户时，我看得到对面居民楼里的普通人家，居民楼的好些地方长着青苔，有孩子坐在窗前写作业，空气湿湿的，晾在窗外的衣服应该已经放了好几天。

抵达成都的第二天早晨，天空淅淅沥沥地下起小雨，走在下同仁路的树荫下，隐隐能感受到深秋的凉意，于是跑到路边的一家小店去躲雨。

这是一家卖凉粉的小店，一整套盛放着凉粉和花花绿绿调料的摊子摆在门口的走廊，屋里放置着略微发黑的桌椅，老板娘模样的妇女用四川话问我吃什么东西。在我坐下后，“老板娘”还赠送了一大碗热的开水，碗的开口很大，晃来晃去的开水没有油星，装在肚子里刚好暖暖的。

在成都，人们管这样的小店叫苍蝇馆子，其中一个原因指小店的环境不咋的，苍蝇飞来飞去。而另一个原因，有人说是因为成都的食客跟嗡嗡叫的苍蝇差不多，成群成群地挤到各家小店去。这些苍蝇馆子很多是一家人一起开的，打招呼的随意时常能让人闻到家的味道。

在离凉粉店不远，有一家同样不起眼的火锅店，因为离我住的地方不远，我曾在早中晚不同的时间里路过它，每次见到的都是满座，在一锅锅沸腾的红色中，数十双筷子在烟雾中跳着欢快的舞蹈，让人心里痒痒。后来我慕名到胖妈火锅里过了一把瘾，吃惊地发现原来成都的火锅有24小时营业的，我到现在仍然疑惑：什么样的人会早餐和夜宵去吃火锅？

越来越多的人把成都当作休闲的代名词。5•12地震时成都人在帐蓬里搓麻将的场面就像是中国人的安慰剂。关于成都，人们讲故事也开始讲得很传奇。其中有一个是关于成都人的。一个成都诗人讲在成都找票贩子买火车票，五六十岁的票贩子在接过加了二十块的票钱后，把它揣进上衣口袋后说，“今天够了，喝酒去”。

成都的朋友都说自己过的是小富即安的生活，赚点小钱过日子，没事和朋友打打小麻将，赢了不足喜输了不心疼，要不就吃吃火锅摆摆龙门阵，日子就像麦兜说的那样：拎着包包晃呀晃呀，晃呀晃呀晃呀，自由自在又一天。

提到成都不能不提到成都的公园，都说成都人是最会享受公园的，因为那里经常能见到成群成群搓麻的人。在杜甫草堂旁边的浣花溪公园里，我居然还见到路边摆放的供游客免费使用的微波炉和纸巾，公园的人说，那是为了方便游人加热带来的饭菜。

成都人的悠闲确实和很多地方不大相同，街边的龙门阵由来已久，老茶馆虽然少了，但露天茶座和茶楼也开始遍布各条街道，一到傍晚，宽窄巷和府南河边的酒吧开始打着哈欠苏醒过来。现在，周边的几个小镇也连带着火了起来，三圣乡、元通古镇、黄龙溪……周末时，成都人成群结队地把麻将声带到了小镇去。

成都有份市政府指定的城市杂志，叫《成都客》，那上面的口号是：像成都人那样有趣地生活。记得有次，这本杂志提到成都文殊院的住持宗性和尚。住持说，他走过了国内大部分城市和一些国外城市，最爱的还是成都。文章得出的结论是：连和尚都爱成都，成都好还有什么可说的。

当然也有令人遗憾的地方，尽管修起了二环和三环，在很多时候，这个城市的马路依然满满当当地塞满了车辆。而和中国绝大多数城市一样，成都市区的老房子也在这个好大喜功的年代绝大多数被驱逐了，剩下不多的，除了被商业化的宽窄巷，只能散落在几个不起眼的角落里。

看来“够了”两个字，说起来简单，做起来不容易，老百姓做容易，当官的做不容易。

好在成都的许多街道都有不少梧桐树，这让这个城市看起来仍然适合散步。

每天，我沿着下同仁路离开旅舍或者回旅舍，都能看到路边的一个标语：抵制诱惑的最好方式，就是屈服于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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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另一种美(转载)

Mon, 19 Oct 2009 10:40:42 +0800

　　周末外出听讲座，傍晚匆匆回家时才发现桶装水喝完了。已经过了6点送水公司的下班时间，想想明天还得出席论坛，如果今天没办法让人送水，也许要明晚甚至后天早上家里才能领到桶装水。

　　决定碰运气试试送水的先生是否还在上班。电话接通后我问：“今晚还送水吗？能否给我送桶XXX。”答案是让人失望的否定。

　　对方接着主动问了：“您家里水喝完了？那今晚还有水喝吗？”

　　我说：“嗯……没关系，我煮自来水喝。”他立刻反对：“那不好，我一会儿给你送吧。”没容我婉谢，他已爽快做出决定，那语气好像马上动身送水的样子，只再确认一下我家里会有人给他开门。一小时之内，水送到家了。

　　我有时候把这类小故事告诉刚到北京生活的新加坡友人或者外国朋友，他们的表情在赞许之余往往流露出不可置信：有这么好的人？怎么他们就没遇到？在他们努力将生活与北京衔接起来的过程中，遇到更多的是连串意料之外的麻烦人与事。

　　报社轮换的新同事近期到北京履职，初来乍到，日常生活中遇到诸多不顺心的事情：空气污染呼吸不畅；指示牌不清楚导致买一张地铁卡要走几个窗口；找不到一家超市能一次过买齐所有需要的生活用品；一堆待办的证件；不懂路的德士司机；一些自相矛盾的规定。凡此种种，一个来自高度追求效率、讲究标准与规范化城市的外人，难免措手不及。

　　一起出行，办事时共同面对零零碎碎的不便，他有时候问我，怎么“养成”现在的淡定？我说，哪儿有淡定？只是暴跳如雷的阶段过去了。

　　是的，坦白说，直到今天北京还完全称不上是一个方便的地方（虽然过去几年里有了很大的进步与提升）。刚开始的时候，安家，摸清方位，组织生活中需要的服务，自己也折腾过。第一次住的旧“高级公寓”，洗澡时水龙头偶尔流出黄泥水，互联网与电缆电视可能突然断线两三天。后来搬到新住所，为了让派报人能够每天将报纸送到家门口而不是楼下信箱，跟物业管理公司交涉过几个月……

　　想起来，当时应该曾经气得想把头发从头顶上拔出来。

　　我完全想不起、说不清那些琐碎问题后来都是怎么一一解决的。大概折腾得累了，有些坚持争取到成果，有的自己选择投降放弃。还有，因为投入的时间够了，一个证件第一次没办成，多走了两三次，以后再办就熟门熟路了。身边自然筛选出能配合自己要求的服务人员，也学会在本地的沟通方式。我发现，在理解你的工作与生活状态后，很多人其实愿意也很能够配合你，提供恰到好处的服务，他们的悉心会让人感动。

　　如果硬要总结，适应中国城市——我称之为“衔接中国生活”——的要诀，只有四个字：需要时间。用青春换取对这个大国的理性兼感性认知，过程中的磕磕碰碰，不足为外人道。

　　这里的环境为什么如此，也不难理解。13亿人口的大国本身就够复杂了，它还要在十几年内要赶上一些国家100年才走完的道路，有专家于是分析说“中国”实际上有四个：现代的中国、古老的中国、专制的中国与开放的中国。四个“中国”重叠交织，因此规则混乱无效，标准不统一，进步与倒退同在，全属预料中事。当然，日益显性化的部门寻租行为、特权集团对秩序的干扰，让原本复杂的现实更增不确定性。

　　可是，也是在这混乱中，我越来越看到中国的美。那不是“既成”之美，而是社会在乱中求序，在拥挤中寻找空间，在道德失序中力保心灵里的一点良善，在越来越陌生又难以理解的世界面前试图维护少数基本价值，这种种努力之美。

　　每思及此，想到他们集体面对的压力与挑战，我想中国人已经做得很好了。

　　有的手续，很麻烦，完成以后，想想，还是办下来了。办公室最近搬迁我们费了些劲，终于也安顿下来了。直着走、绕着弯子走，对付完各种琐事，有空骑小自行车转悠北京小巷，凌晨在街边吃烤羊肉串，在很大又快速变化的国家里，有一个小空间做自己的事，体会一份安静，看老百姓平静的生活，这是一个外人从中国得到另一种难言的快乐。

联合早报韩咏红

PS：记得几年前看韩的文章，觉得这个女人总是戴着一副有色眼镜看中国，和今天FT中文上的那些文章一个调调。现在看她的文章，觉得她开始以更加宽容和平和的姿态来看待这个国家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切。在这一切的背后，是她为不断适应中国而做出的努力。同时，这也让我想起了同事讲过不止一遍的例子。那就是：在巴勒斯坦驻站久了的同事，在意识形态上开始倾向于巴，而在以色列驻过站的，在意识形态上会倾向于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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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成都！

Thu, 08 Oct 2009 06:55:36 +0800

接下来的几天，拿着成都版的《城市画报》，去寻找被称为最中国的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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