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愚：减法生存

台湾周记

Mon, 09 Nov 2009 03:24:29 +0800

（一）
“世界上所有的文明社会，必然是一个爱阅读的社会”

在香港逗留了4天后，我于11月3日飞至台北。在香港机场中华航空的柜台，我青涩地拿出护照，和那张淡绿色的“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一个半小时后，我抵达了传说中的台湾。一切都是新鲜的，从机舱出到台北桃园机场，迎面扑来一行大字“回家的感觉真好”，尽管是房地产广告，但仍然有所触动。出于职业病的第一思想，我想到旺旺等台企今年集体返回台湾上市，蔡衍明在酒会上说的正是这句“回家的感觉真好”。

一周中，台湾留给了我很好、很深的印象。这也是我一直呆在台北，没有到台中和高雄等地的原因。我一直认为，好东西是要慢慢品尝的，囫囵吞枣要不得。而在这7天当中，我打交道最多的，是书。

到台北的第一个傍晚，我就去了舅奶奶家里吃饭，临走的时候，她送我一本她妹妹（在美国旧金山作过50年的记者）的书法集和采访录，和她自己当年办的华侨杂志。舅奶奶的外祖父在1930年代做过青岛市公安局长、厦门市长和北平市长，而舅爷爷是当年蒋介石身边的财务官，用如今的流行语来说，是老蒋的CFO了。后文再叙。

当天晚上，我发现我所住忠孝东路的神旺大饭店（蔡衍明旗下产业）旁边就是台湾诚品书店（敦南店），那是夜里11点，我指了一下前方，问一位路上的行人，诚品书店什么时候打烊？“通宵营业。”当我惊诧于这一个事实时，这位热情的行人接着对我说：“夜里你会经常碰到一些明星的，他们经常去看书买书，以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

如果你在大陆你听到某位年轻的明星跑到书店去买书了。人们大凡会有两种感觉，一，买的可能是美容书，二，有附庸风雅之嫌。你很难说清楚，是人们的怀疑心无处不在，还是我们的明星原本浅薄。但在台湾，读书几乎成为全民共识，而这抑或也是好多书店凌晨两三点或干脆通宵的原因吧。

11月4日晚上，《远见》杂志第七届华人企业领袖高峰会的欢迎晚宴上，每个人的手袋里都有三本书，齐邦媛《巨流河》，萧万长的《专业治国》，和高希均（《远见》创办人）的《阅读救自己》。高教授在他的新书序言中写道：“世界上所有的文明社会，必然是一个爱阅读的社会：自己阅读、家庭阅读、社区阅读，国会议员也阅读，媒体人也阅读，有钱人也阅读，每个人也是终生阅读者。”他在晚宴上提到阅读的重要性时，也为能促成萧万长这位台湾“副总统”的新书出版而感到欣慰，彼时萧万长就在台下，他微笑着点了一下头。

我留心到，萧万长的保镖长得跟百度的李彦宏非常像。尽管他始终是面无表情，不过谁又敢说他不阅读呢？我在香港时还买了本香港前高级警员的新书《富豪与保镖》呢！

接下来几天，我几乎有空就会到书店转一圈。诚品的几家店我都去到了，重庆南路的书街我也粗粗逛了，总是满载而归，乐不可吱。我仍然幸运地不断得到朋友的赠书，《远见》的胜宗兄请我吃台湾著名的牛肉面，送我一本书，11月6日到《天下》杂志群参观，又有好书拿。而我专访信义房屋（台湾最大也是唯一一家房产中介上市公司）董事长周俊吉先生时，他也送了我两本书！

我突然觉得竖写的繁体学是那么地亲切、活泼，正如这几年我在广州生活，尽管不会讲粤语，却非常乐于接受和尝试一样，这真是一种奇妙的感觉。

（二）
1+1>2，这里有我这个北方人喜欢、而且味道超棒的红烧牛肉面，也有着和广州一样我早已习惯了的南方气候

11月3日我从台北机场刚到酒店后打开电脑，在微博上记下了这样一段话：“台北给我的第一感觉是，一，台北的绿化做得很好，城市很干净；二，台北中华电信姑娘们的精明和算计能力，一点也不亚于大陆中国移动的姑娘----在机场买了张台北的手机卡，明明有6秒一计费和1分钟一计费两种拨打方式，但她们只告诉我后一种。”

对于第一点，我要再絮叨几句。月初在香港时，香港的传媒天天揪着特首曾荫权对环保治理无方的小辫子不放，11月1日《明报》上一则曾荫权的大幅漫画名叫《机器人没心肝》，其中写道：“曾特首是机器人，打开他的大脑，里面全是电子线路----造福人类只靠派糖，治理香港空气污染无方，治港宏图缺缺...只有经济是脆弱的，那是特首的失败，香港的失败。”或许正是这种批评，使得港府不敢懈怠，甚至出来回应。而大陆的作法呢？记得今年7月，美国大使馆每天关于北京空气质量的测量数据与中央气象台发布的数据不一，有趣的是，前者大受欢迎，后者惯性地遭到怀疑。结果呢？御用的所谓专家厚着脸皮出来称人家不准确！

对于第二点，与其想到是不是台湾人对大陆人善用心计，不如说那不过是华人企业惯常作法罢了。实际上，我来台北前曾问几个常来的朋友：你的整体感觉是什么？回答几乎如出一辙：和谐社会。我没有办法领会，彼时只能附和一笑。而在台北的这一周中，我得出的竟是同样的结论。台北人的热情、好客、谦逊和礼貌，着实打动了我。

大的例子，譬如这次《远见》的论坛上，马英九来了，萧万长来了，连战也来了，更多的台湾政府高官也来了，如台湾监察院院长、工研院院长、法务部部长，环保署署长、金管会副主委、证交所董事长，以及台北市市长、台中市市长等，他们分别参加了不同场次的论坛，在参与过程中，他们几乎完全是以“拉家常”的形式进行的，环保署署长被主持人问得差点上火，而台北和台中市长都是以“受高希均教授的批示，我今次来和大家聊聊台北（台中）的发展…”开场，他们在演讲中没有虚头八脑的东西，皆是关于经济和文创产业的具体考虑，以及对对两岸签订ECFA和MOU的逐条观点。

再说小的例子。无论是在大学讲堂，还是在政府例会，或是各种论坛，演讲者开场一般是“大家早安(午安)！”这一点和大陆“早上好（下午好）”一样，不同的是台下的反应，若在大陆，台下一般是安静的，因为在受众心目中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演讲者表达“我来了”的意思，而在台湾，所有人都会齐声回答“早安（午安）”，因为他们从小的传统文化教育中，对礼仪的重视无处不在，而且延续至今。

不扯了。殷浩说：“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相互比较，难免不得体或是伤感情。继续台北的话题吧。台湾是一个缩小版的中国大陆，我的倍感适应，除了文化认同感外，或许和它有我这个北方人喜欢吃的红烧牛肉面，而气候又与我习惯了的广州气侯半斤八两有关吧。台湾女孩子很有味道，似乎也可以用“中和”听逻辑来解释——他们有着和上海女孩儿一样爱美的习惯，同时又有着广州女孩儿客气、踏实的特征，于是1+1、就大于2了。

如果说我有偏见的话，看一个调查吧——台湾《30》杂志最近做了一项关于大陆和台湾30岁左右年轻人对未来看法的调查。23.8%的台湾年轻人的理想是当个性小店店长，而43%的大陆年轻人的理想是成为大企业家；34.6%的台湾年轻人认为赚钱虽重要，但财富不是唯一价值，而20%的大陆年轻人希望自己未来成为年薪超过千万的富豪；40.7%的台湾年轻人视学习第二专长为实现理想的最佳方法，而42.6%的大陆年轻人认为人脉是职场最重要的竞争力……

台北女孩儿似乎都爱穿超短裙子，尽管北京在11月初已经人工降了雪，但台北仍是近30度。你周末走到大街上，放眼望去，白花花一片。遇上商场打折或是周年庆，更是挤个水泄不通了，一个大老爷们挤在中间，反可能会脸红！11月8日傍晚本想去SOGO看看给湘湘买些东西，结果只能逃离，转而到一些专卖店去，于是学会了两个新词：“DR.WU”和“我的美丽日记”。

有人会说我没遇到台湾的选举年，所以看到了一个简单太平盛世。我不这样认为。在诚品书店，我发现只有关于选举与台湾政治的专架上的图书，落满了灰尘。从这一点来几乎可以判断，尽管台湾人会捍卫自己的选择权，但绝不让自己成为政治的玩物——除非筹码足够大。这一周中我与不下十位计程车司机聊，无论是台湾本土人，还是祖籍大陆者，他们有着一样的口吻：怎么样生活过得好才是正事！“你看旺旺和康师傅的老板，都是台湾人，在大陆赚了个乐翻天，然后杀个回马枪，回台湾分别把《中国时报》和101大厦给买下来了！”

计程车司机的一番话让我想起来，台湾《商业周刊》10月底一期的封面正是关于“买下台湾”的“中国钱”专题。同时让我记起，萧万长在那天的欢迎晚宴上讲了一句话：“让台湾变成有文化内涵的经济体，让产业升级与台湾人民生活品质的提高挂钩。”

（三）
望着我的舅爷爷——这位蒋介石当年的CFO，我仿佛看见了60年前真切的历史

11月7日晚，我到台北威秀影城看了电影《泪王子：清泉一村的故事》，是台湾本土电影，改编自一段真实的历史和一个真实的故事。讲的是1949至1955年台湾的灰色恐怖时期，数千名国军头目被怀疑有“通匪罪”，多数人被枪毙，刑期加起来有一万年。电影开头便是老蒋当年撤到台湾时，墙上到处都是刷的伺机“反攻大陆”的标语。

那似乎是一个久远的时代。在大陆的历史教科书中，重大历史人物向来都是符号化的、脸谱式的，孩子们只有到上到大学，甚至更久的时候才能看到许多历史人物或远或近的血与肉，或者是更多的隐私，譬如从蒋介石的日记中读知他早些年常手淫，以及从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回忆录中读知毛晚年帝王般的私生活。不过，在台湾时，我才发现历史离我是那么相近，不仅仅是因为地缘，更是因为我见到了我的舅爷爷。

我也不知道称呼岳父的舅舅为舅爷爷是否合适，反正我是这样叫的。我来台湾前，岳父在邮件中大体给我说了舅爷爷的情况，1、当年随老蒋撤到台湾的，2、当年是国军的财务官，3、现年88岁，已中风，而且眼睛看不见了，也患有失忆症，4、1993年回过一次大陆，到广东梅县老家拜祖时与大陆亲人见过面。

这四项情形加起来，往坏里想，舅爷爷基本上是半个另一个世界的人了。可是当我到台北青年路66号的中正花园的家中见到他时，我不禁骂自己无礼，因为舅爷爷除去有限的且不会扩展的疾患外，还是非常健康的——1、他左腿中风，但仍听使唤，且拄着拐杖能长起来慢慢行走，2、他的左眼还有三分之一没有坏掉，余光仍能奏效，虽看不清东西，但比失明要强一百倍，3、虽然常失忆，但主要是记不清几天或一月内做的事，久远年代的事，他记得非常清楚，更关键的是，他的表达非常清楚！

我非常开心。于是马上与电话说明了情况。尽管岳父常打电话到台湾来，但毕竟没有亲眼见到自己的舅舅，所以担心过切。

那天晚上，我与眼前这位第一次见面就感到异常亲切的老人开始了聊天。舅奶奶拿出来一张民国36年（1947年）蒋介石送给舅爷爷的一张照片，“赠古辉文同志”几个毛笔字正是出自蒋介石之手。望着照片，我仿佛看见了60年前真切的历史。舅爷爷给我讲了好多国民党及青年军的事情。我听得津津有味，之前对一些历史片段的疑惑也有了答案。三天后，我再一次到舅爷爷家里——担心他已忘了我，重新向他做了自我介绍，继续侃大山！

舅奶奶11月4日带我去看的一个人摄影展也让我大开眼界。台湾侨联杂志一位老牌摄影记者——李培徽先生，30年间拍过从蒋介石到蒋经国再到李登辉和陈水扁等四任台湾领导人，此次在小圈子中办展，我得以去参观，而且也是唯一一位大陆朋友。照片拍得非常棒，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合影非常精致，舅奶奶指着一张蒋经国的照片说，蒋经国晚年时，因为眼睛无神，不愿让人拍照，而唯独这一张捕捉到了他的精神时刻，于是甚悦。

我注意到，摄影展中并没有陈水扁的照片。我问李先生原因，他率真地说，“我不喜欢阿扁”，我冒昧地继续问：“是他被查出贪污后不喜欢他了吗？”他看了我一眼，说：“当然不是，我向来不喜欢他！”

说到舅奶奶，她也是一位传奇人物。她的外祖父曾在1930年代作过厦门市长和北平市长，她的妈妈是台湾的书法大家，她的妹妹在美国旧金山从事记者生涯50载，而她自己，也曾作过20年的记者，干过贸易，无一不有声有色。她如今80岁高龄，脸上几乎没什么皱纹，身体硬朗，硬要亲自带我去参观“总统府”，到西门町吃菜馅混沌……临走时，舅奶奶送了我一幅她妈妈的字画，我非常喜欢，然后又硬塞给我2万台币（4000人民币）的红包，说本要给我买个新的笔记本，希望我写出锦绣文章，可担心繁体版本回大陆不方便，只好给红包。我不好拒绝，就收下了。感动之余，也只能祝他们健康长寿。

（四）
“我想找一个乡间小舍，那里安静雅然，能游泳，打网球，而且价钱适中。”

《远见》高峰论坛上嘉宾云集，从大陆过来的有王石、李开复、张亚勤、白长虹、余秋雨等人。关于财经方面花絮我会在11月12日的《南方周末》上呈现一二。非财经方面的，与四个人的接触颇有意思。先是余秋雨老师。他被安排在论坛闭幕那天晚上与平客、南方朔进行文化夜谈。我一直想问问他关于他持有准上市公司徐家汇股票的事，于是托胜宗发给他一个采访提纲，扣了个大帽子——两岸商业文化变迁比较。余老师犹豫了一下后答应了接受采访。不过11月5日我见到他时，他把采访提纲扔到一边，不分青红皂白，给我“诉苦”起来，说近十来来他不断受到莫名其妙的批评、置疑，包括《南方周末》文化版也多次发表过署名文章，“给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我的父亲因此去世，我的妻子马兰因此丢了工作┅”我到现在都不明白，他给我这样一个“陌生人”讲这些的初衷是什么，他说我是财经记者，所以可以讲这些给我听。但我觉得这理由太过可爱了些，尽管我挺尊敬他。我无心也无法分辨一些关于政治和人身的PK与攻击，但当我问到徐家汇的事时，我发现他明显地避重就轻，闪烁其辞。

另一位则是台中市市长胡志强。我佩服他的独立思考和前瞻力。当别人在谈海西特区时，他用PPT展示给我们，他的设想是有一天KFTK（Kong-Fu-Tai-Kwang，港福台粤，听起来像“功夫台湾”）超级区域的诞生和运转。

第三位是蒋介石的曾孙、橙果设计董事长蒋友柏。以前在媒体上看过他的片段性报道，不过见到他本人时，还是艳羡于眼前这位从事创意产业、需要天马驰骋式思维的年轻人，却过着机器人般极其规律的生活，按照上下班，陪老婆，陪两个孩子，陪九只狗，四只猫，不请保姆……

第四位在11月6日的晚宴上听台湾前“财政部部长”徐立德讲自己从政中的轶事。最有趣的是，他从政途中想到台湾政治大学做客座教授未果，遂萌生到哈佛大学读书的想法，而且去实施了，台湾政府的口吻是，可以去读，但随时待命。老徐说彼时很反感这一口吻，“小时候我没怎么读书，现在好不容易安静下来读点书嘛”他说，“可是不久我就后悔了，在哈佛读书太吃力了，我恨不得政府马上把我招回去，可是就是等不来┅”那天一桌宴，我是晚辈，也是最年轻者，听他们讲别样的江湖，幽默之中，更生一份敬畏，和潜心修行的自我提示。

我总是对新鲜事件有着浓厚的兴趣，也从不缺乏执著到底的信念和行动力。可是总是每每到了最后，觉得索然无味。并不是自己失望，而是任何事情，到最后总归于无言二字。这对于静心作徒弟者倒不碍事，但我是记者，最后要非常得体地表达出来，可就惨了。如今我写文章常常是一个憋字，不是没想明白，而是因为没了表达欲望。真不知道这是坏事还是好事，反正有时是一种煎熬的感觉。

用台湾人的说法，昨天是民国98年11月8日了。在中国大陆，这一天是“记者节”。一个节日泛滥的年代里，你丝毫没有一丝兴奋感。实际上，我们兴奋太久了，需要的恰恰是安静下来。一战爆发前，亢奋的李普曼沉迷于“一些必要的反传统思想”。不过不久后，他意识到应避开喧嚣，把自己的思想整理成文。在写给格雷厄姆的信中，他想找一个乡间小舍，“那里安静雅然，能游泳，打网球，而且价钱适中。”

天亮后到台北桃园机场，飞香港。凌晨两点在和湘湘的电话中，我说回到广州后，是时候搭建一座这样的乡间小舍了，那是心灵的栖息地，也是加油站。李普曼当年是25岁，而明天，11月10日，我就整整27岁了。

香港

Sat, 31 Oct 2009 02:17:16 +0800

30日傍晚来了香港大学，听索罗斯演讲，发现自己的英文水平严重退化，要补啊。

晚上和邓兄及钱钢老师和香港大学新闻系主任陈婉莹老师一起吃饭，他们真是平和。

3日从香港飞台北，其实还要完成两篇大的文章。加油。

富豪们的另一半

Thu, 29 Oct 2009 13:15:16 +0800

男人的江湖太沉重了，从女人的角度来剖析财富社会的变迁无疑是件有趣的事情。

　　□ 南方周末记者张华发自广州http://nf.nfdaily.cn/epaper/nfzm/content/20091029/ArticelD17002FM.htm

　　一年一度的胡润百富榜(实际上是“千富榜”)于10月中旬发布,其中最为耀眼的无疑是中国的女富豪们———共有104位女富豪上榜,前50位女富豪财富为3376亿元,人均财富为66亿元,9位女富豪身价超过100亿元。全球十大最富有的白手起家的女富豪中,有一半是中国大陆的。

“中国女人很精彩”,胡润也吃惊于中国女富豪的批量涌现。不过,比女富豪更为庞大、同样不失精彩的一个群体,则是中国富豪们的“内人”们,她们中的大多数并没有走到商业舞台正中央显露身手,却分明是中国商业变迁史上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南方周末记者选择了近100个“贤内助”样本进行分析,从中发现了12种有趣的现象。

中国最富有的企业家伉俪

1、富豪择偶的时代印记

　　在近100个样本当中,柳传志(妻子龚国兴)、宗庆后(妻子施幼珍)、沈文荣(妻子陈红华)等出生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企业家,和王石(妻子王江穗)、张茵(丈夫刘名中)、黄光裕(妻子杜鹃)、李宁(妻子陈永妍)等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企业家,以及陈天桥(妻子雒芊芊)、江南春(妻子陈玉佳)等上世纪70年代生的财富新秀,他们当年与日后成为自己另一半者的邂逅经历,都带有着鲜明的年代特征。

　　譬如三十多年前沈文荣和乡村教师陈红华走到一起时,陈的择偶标准是“只要是党员”；到了1990年代,黄光裕与杜鹃的结合则与彼时中国民企“野蛮生长”需要频频与银行打交道相关———杜鹃正是位放款专员；而到了最近一些年,才与貌,甚至财富,都成为富豪们综合评定未来伴侣或被未来伴侣评定的重要元素,找明星、找主播或奉子成婚等商界前辈眼中的新生事物在他们眼中则见怪不怪了,江南春便是其中一员。

2、另一半适时退居幕后

　　尽管中国民间商人有着“夫妻上阵”的传统,但日后看,超过半数的明星家族企业都曾选择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让妻子退居幕后。如今首富级企业家刘永行、刘永好等四兄弟当年决定成立希望饲料集团时,做出的第一个决定便是所有刘家媳妇都不得再染指任何公司事务,当初辞去公职帮刘永好打理生意的妻子李巍自然也在此列。

　　另一位首富级企业家———今年在港上市募资规模甚大的忠旺集团董事长刘忠田曾在十几年前将自己和妻子两边的亲戚叫到一起,支付每家500万元,一为“酬金”,二为“劝退”。四年前,刘忠田萌生上市打算时,又将妻子王志杰也一并请下了台。如今刘忠田夫妇持有忠旺40亿股,以10月28日的收盘价,身家接近300亿港元。

　　当然,退出不等于退休,刘永好妻子李巍后来自己开了多家公司,涉足花卉种植、印刷业行业,生意做得甚为红火,甚至不久前办起了一份杂志。她是一位将自己的爱好通过商业形式体现到淋漓尽致且不耽误做一位贤内助的典型样本。

3、对家庭声誉愈加重视

　　中国的明星企业家和富豪视家庭声誉与公司声誉同等重要。两年前作家王朔一次做客凤凰卫视时随口说了句“杨澜没找对老公,吴征就是一骗子,前一

　　阵还忽悠我们徐静蕾投资呢!”未料引起轩然大波,杨澜第一时间撰文《王朔先生,说话要负责任》进行回应,并在回应中称:“我也想告诉他(王朔),我的家庭很幸福,请不必操心。”

如果说杨澜遭到揶揄时的快速反应出于她所处行业的职业习惯,那么阿里巴巴公司今年9月(正值公司创始10周年和马云45岁生日)对坊间关于马云套现逾2亿元“对与妻子张瑛离婚进行补偿”传闻的澄清,则是出于避免一家明星公众公司可能遭遇更大危机的未雨绸缪———尽管马张二人真离婚也未必会对公司股价有实质性影响。“谣言很险恶,很匪夷所思,不排除某些竞争对手的刻意为之。”阿里巴巴内部网的一则帖子称。

　　事实上,家庭问题常常会给企业尤其是家族式企业带来极大困扰。一个典型的案例是真功夫创始人蔡达标。婚姻的破裂使他的前妻潘敏峰及其弟潘宇海(真功夫另一个大股东)与他反目成仇,并引发了一系列对抗风波。

4、“夫人外交”易,女性富豪合作难

　　中国有着“夫人外交”的传统。1992年,当过大学教师、办过书刊公司的尹明善不顾家人和朋友反对,挂牌成立重庆市轰达车辆配件研究所。由于尹明善的妻子陈巧凤和左宗申的妻子袁德秀是亲戚,这使尹左二人的合作一拍即合,于同一年开始了各自的摩托车事业。16年后,力帆与宗申的年销售额分别为125亿元和111亿元,“产业航母”的地位显而易见。

　　不过,女强人与女强人之间的合作就没那么容易了———你很难找到王石、冯仑、潘石屹、胡葆森等江湖兄弟的“女性版本”,抱团就更是凤毛麟角了。一方面这与女性并未真正进入商业权力中枢的事实有关,另一方面则与女性的敏感、中国的商业传统等元素有关。

去年5月,三个女人一台戏———杨澜与中国最大饰品生产企业之一的义乌新光集团董事长周晓光、“流行乐坛天后”席琳·迪翁宣告联手成立“天女至爱饰品有限公司”。周晓光和她的丈夫虞云新同到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EO班研习时结识杨澜,成为合作的发端。不过,一年后,“天女至爱饰品有限公司”销声匿迹,倒是另一家杨澜和席琳合作的“中国首家高级定制珠宝品牌店”(LAN)亮相,刘嘉玲、章子怡、周丹、周涛等名流前来捧场,人群中唯独没有了周晓光的身影。

5、贤内助乐见企业上市

　　今年7月,霸王集团赴港上市给广东日化行业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从没想过有一天会与资本市场发生关系的陈启源和万玉华恍如梦中,这对夫妻也成为了珠三角作坊式生产者艳羡的对象。

　　类似的事件如野火般在各地复制、燃烧,就在去年全球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浙江温州市政府出台《关于加快温州金融业改革发展的意见》,霸气十足地宣称到2011年温州上市公司要达到30家。而截至今年2009年10月中旬,江苏江阴和福建晋江,两个县级市的上市公司数量分别达到23家和17家。

　　上市意味着要走向透明和规范,并更加关注企业业绩可持续性的稳健上升。这是常识。不过南方周末记者在上述几个区域调查时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男人在外面打拼得起劲,内助在家里却操心个半死———不为别的,只担心公司的不规范运作会带来灾祸。所以当区域内越来越多的公司上市时,更多家族企业中的夫妻选择“跟风”,他们的首要考虑是,上市至少可以通过好好包装把自己的过去“洗白”；这也是这些地区的财务顾问公司生意兴隆的重要原因。

　　这一思维虽略有偏颇,但却是一种现实存在。不过,如果加上众投行急功近利式的推波和当地政府追逐政绩的盲目助澜,上市这一“流行性共识”却有可能潜伏危机———看看在新加坡上市的中国公司们的不良口碑吧。

6、女性在基建、能源、资源类行业大都静默

　　基于中国特殊的政经语境和行业特征,女性在基建、能源和资源等行业中大都充当一个幕后的默默支持者,较少走到前台。张云芹(严介和妻子)、陈红华(沈文荣妻子)、赵宝菊(王玉锁妻子)、管亚梅(刘汉元妻子)、张唯(施正荣妻子)等皆属这一类型,其家族企业所涉足的行业分别为基建、钢铁、能源、饲料及新能源。

　　严介和当年利用BT模式(Build-Transfer),仅在2002年一年就在江苏省内通过承接近18亿元的企业负债,一举收购27家国企的股权,还顺利获得60亿元的基建大单。严介和宣称其执掌的太平洋集团“私有共用、私营共有,权力公众化,资产社会化”,彼时张云芹充当其贤内助的角色。几年后危机爆发,严介和无奈选择左手倒右手,张云芹走到前台,但业务已大不如前,关系网亦是旧有的顺延。

　　陈红华、赵宝菊、管亚梅、张唯则自始至终默默辅佐各自丈夫的产业帝国,如今的沙钢、新奥、通威和尚德分别是它们所在省乃至中国民营钢铁和能源领域的重要一员。但陈红华嫁给“党员沈文荣”后再没抛头露面,赵宝菊无论在新奥遭遇危机还是美国能源部长来访时亦未曾走上过前台,管亚梅5年前通威上市时唯一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亦未发表任何演讲甚至鲜与宾朋交流,施正荣成为首富级人物、接受电视访谈时才在描述中简略勾勒了张唯的鲜明个性:“在澳洲留学时她(张唯)说如果我做跟专业不相干的事情,明天就会跟我离婚。”

7、女强人多为“北方及中西部造”

　　或许与内地省份女性性格多为泼辣有关,100对夫妻搭档样本中,“女主外,男主内”类型中的女性,多为北方和中西部省市出品。典型代表为众所周知的玖龙纸业董事长张茵(丈夫为刘名中)、当当网联合总裁之一的俞渝(另一位“联合总裁”自然是丈夫李国庆)、重庆小天鹅餐饮集团总裁何永智(丈夫为廖长光),以及今年胡润百富榜上的黑马富豪、人和商业大股东秀丽·好肯(丈夫为英国人Hawken,弟弟戴永革为人和商业董事长)等人,他们的祖籍大都为东北、西部以及北京等地,性格外向,生性直爽,更适应抛头露面的角色———譬如张茵是全国政协委员,何永智是重庆火锅协会会长等。

　　《胡润百富榜:中国富豪这十年》一书中胡润透露了张茵与刘名中“夫妻档”的一些细节。6年前张茵第一次得知胡润要把自己放到富豪榜上时,担心“枪打出头鸟”,首先委托的是丈夫刘名中而非秘书,含蓄回复胡润邮件称不愿上榜,2天后,她再次委派刘名中以严肃口气表示“不准私自发布关于我们的数据,否则只好对簿公堂”。

　　2006年,当张茵成为中国第一位女首富时,“主内”的刘名中第一时间读到了全球包括巴西媒体(刘名中精通葡文)对此的报道,而张茵当时刚完成玖龙在欧洲的半年报路演,正在回洛杉矶的飞机上。

“女主外,男主内”的特殊性注定了会招致公众更多的关注甚至猜测。随夫姓的秀丽·好肯成为今年10月的网络热门词汇,而人们也从未停止对龙湖地产董事长吴亚军、华宝国际董事长朱林瑶等人之丈夫的搜索和推测,富华国际董事长陈丽华显然不在此列———她的“主内”的丈夫是《西游记》中唐僧的扮演者迟重瑞。

8、明星职业经理人习惯主动提及贤内助

　　百度一下“唐骏妻子”、“李开复妻子”等关键词,出现的唐骏和妻子孙春兰、李开复和妻子谢先玲的合影都不在少数。唐骏当年在北京邮电大学读书时追求孙春兰的经历和情书,成为了经典段子,并在他的年轻粉丝中广为流传；直到唐骏于去年加盟新东家陈发树,他仍不时以“我永远不会有绯闻”式的言辞表露与妻子间的相濡以沫。同样,被称为“青年导师”的李开复在演讲时也常主动提起自己的情感经历和婚姻之道,他甚至在今年9月对外宣布创业的新决定时,面对蜂拥而来的媒体,有选择地将妻子拉出来做视频访谈嘉宾。

　　当然唐骏与李开复有其特殊性,他们都是明星经理人(李开复现在是老板了),他们辗转的求学和职业之路延续至今,自然离不开贤内助的理解与支持。

　　中粮集团成为蒙牛集团第一大股东后,牛根生转身成为了一位“职业经理人”。如果说两年前王石妻子王江穗的代理人通过二级市场买入万科股票是商业技能出了问题的话,去年的三聚氰胺事件后,牛根生显然再不会主动提起自己与妻子申淑香的当年往事———人们对商业道德出现瑕疵显然不会太快健忘,再说中粮收购案中“国进民退”色彩又为新蒙牛平添几份变数。

9、危机时刻,贤内助难接重担

　　中国民营企业掌门人出现重大变故时(去世、被害、入狱等),往往由家族成员接任,鲜有贤内助取而代之的案例。如6年前山西海鑫钢铁创始人李海仓被杀后,儿子李兆会回国接任董事长(具体事务由李海仓六弟李文杰负责)。5年前王均瑶去世后,弟弟王均金接任董事长(其间家族多有利益纠纷)。不过最典型的莫过于国美电器创始人黄光裕(妻子杜鹃)、创始集团创始人黄宏生(妻子林卫平)、“涌金系”创始人魏东(妻子陈金霞)三个危机样本。

　　黄光裕和杜鹃就像周正毅和毛玉萍,夫妻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所以杜鹃自然不可能在黄光裕案刚发生时扮演任何救赎者角色。去年12月底(黄光裕案发1个多月后),杜鹃辞去国美董事职务,公司授权代表等身份也一并被中止。而黄宏生当年被拘后,创维的经理人张学斌接任董事长,外界此前盛传的将可能任董事长的黄妻林卫平任执行董事。事后来看,黄宏生的这一安排甚为妥当,他的充分授权使创维开创了中国民企创始人出事而企业运转良好的先例。2009年7月,黄宏生出狱后,创维股价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翻了一倍……

　　魏东于去年4月跳楼自杀后,精通财务和投资的妻子陈金霞继承遗产并接任涌金系董事长并无什么不妥(她是民企当中为数甚少的丈夫遭遇变故后第一时间站到前台的女性之一)。遗憾的是,她并没有逃离中国式的宿命———难于驾驭魏东原先庞大的人脉等资源网络,“涌金系”原计划中的版图建构进展缓慢,相反淡出广汇股份的事实宣告了她收缩战线的开始……

10、特立独行者,围城中也孤寂

　　成功的创业者一般都具有偏执和特立独行的性格,不过有几位企业家又是偏执者中的“另类”:曹德旺(妻子陈凤英)和罗红(妻子王蓉昱)、牟其中(小姨子夏宗炜)。曹德旺因今年年初爆出将捐出所持自家公司福耀玻璃股份的六成成立慈善基金而名噪一时(今年10月份新华都集团董事长陈发树则完全盖过了他的风头),他曾向南方周末记者称自己年轻时差点摊上婚外恋,尽管他称自己与老伴陈凤英后来一路相安无事,但南方周末记者在他金碧辉煌的别墅里却看到了他的孤寂,尤其是他为儿子不愿接班、妻子不懂己心的苦闷。

　　生于1967年的环保主义摄影家、好利来总裁罗红比曹德旺年轻20岁,外界从他近20次赴非洲拍摄野生动物的照片中读出的是他的执著,而他却常为妻子王蓉昱不能理解自己的这一偏执而黯然神伤。

　　将当年红极一时的商界枭雄牟其中的小姨子夏宗炜列入十多年间中国商业变迁中的贤内助行列似乎有失偏颇。不过这确实是个谜———1999年牟其中入狱后,夏宗炜10年间从未停止对他的照顾和呼吁。

抛开牟其中这一符号化的人物不讲，小姨子——这个出现在贤内助堆儿中的词汇似乎并不合群，也有所不雅，但有人说“大俗即大雅”，如果说中国企业家真的时常从女人身上得到创业和管理灵感以及心灵慰藉的话，这位女人就一定是她的妻子吗？

11、“钻石王老五”越来越难挑起大众神经

　　十年前胡润发布的第一届“中国内地50富豪榜”上,小学和初中学历的富豪占到一半以上,最为耀眼的是张朝阳———唯一的“博士富豪”,彼时马化腾刚刚开发出OICQ不久,江南春和丁磊亦小荷才露尖尖角。10年后的今天,马化腾结婚多年,江南春也迎娶了主播陈玉佳,丁磊和他的模特女友走遍了大江南北,张朝阳仍独自游走江湖。这并非是有意揶揄,而是说,普通民众和富豪们的财富观都发生了质的改变———财富爆炸式增长的黄金10年,涌现出来的“钻石王老五”何其多,不过,对于民众来说,虽然他们始终对王老五们身边的女人充满好奇,但他们明白那并不能为自己增加一分钱的福利,只不过是茶余饭后的一份谈资罢了,而对于王老五们来说,无论有多少艳羡或猜测的目光投来,他们越来越习惯毫不在意,一个人的幸福感与财富多寡及是否独身并不具有实质性的关系。

12、贤内助是研修和培养不出来的

　　前些年流行妇联机构或民间机构与高校合作办贤内助的培训班,譬如南京大学搞“企业家夫人高级研修班”,北京大学搞“总裁夫人高级研修班”,而一些省市则流行搞“企业家夫人会所”。暂且不论诸多研修班的内容乏善可陈,有趣的是,参与者当中除了零星的真正的所谓企业家夫人外,不少则是希望研修后能进入企业家夫人行列的学员。以为“研修”一番就能使气质脱胎换骨,就像希望儿子参加奥数后能变成神童一样,这或许也正是中国特色吧。

　　不过中国第一代的企业家们确实极为注重对子女的培养。要知道除了IT业及一些新兴行业,传统行业如今横刀立马者大都是“50后”和“60后”,他们的子女多是“80后”,正是事业上升期以及或主动或被动产生成家念头的阶段(譬如张茵之子刘晋嵩、宗庆后之女宗馥莉、左宗申女儿左颖等均为1982年生人)。尽管“包办婚姻”几乎成为老皇历,但坊间却不时传出某某富豪在会所推介自己儿子或有招亲打算的消息。“富二代”贤内助能培养出来吗?似乎并不乐观,其难度也并不亚于培养家族企业接班人。

从新闻纸到大屏幕——南方周末的电影缘

Tue, 27 Oct 2009 17:18:39 +0800

      “与今天发生的新闻保持距离的电影是最好的。伟大的电影很少把报纸的头条撕下来，而是更朦胧地、下意识地折射它们的时代。”
      “电影不真的适合反映报纸上的东西，特别是在一个我们是如此怀疑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构的时代。最好的电影会用迂回的方式。我怀疑科恩兄弟、克莱德或者安德森是否会尝试着坐下来，反映今天我们是如何看待我们的领导人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报纸上的东西没有被他们的艺术所反映——它仅仅是以一种更加间接的方式呈现而已。”
                     ——2008年2月25日《洛杉矶时报》

《走路上学》：2009年最大的黑马

听说自己写的《飞索求学》的报道要被拍成电影时，南方周末记者曹筠武还没睡醒。迷迷糊糊的他对这个消息并没有特别的举动，“又不分钱给我，我干嘛激动。”他只是好奇这个剧本会怎么写。

3月3日，由深圳新经典广告制片厂主要投资的电影《走路上学》，在云南怒江州六库镇开机。导演、编剧是拍广告出身的彭家煌、彭臣两兄弟。电影念头源自南方周末2007年9月5日一篇名为《飞索求学》的新闻报道。背包族喜欢往怒江里头跑，看到当地人飞索过江的日常交通方式，发的帖子被南方周末记者看到了。于是有了《飞索求学》的报道。报道内容是云南福贡马吉乡的小学生们，每天只能溜滑索往返怒江两岸。那幅由本报记者翁洹拍摄的“飞索求学”的照片定格在很多读者心头——两个小姑娘吊在滑索上，下面是翻腾的浑黄的怒江水。彭家煌觉得这个画面很适合拍成电影。在彭氏兄弟的构想中，电影情节大致是这样：傈僳族姐姐娜香每天都要溜滑索去对面的学校上学，一天不慎掉入汹涌的怒江。家里从此不让弟弟瓦娃上学。最终在外界的捐助下，马吉乡修了一座吊桥，瓦娃从此可以走路上学。记者曹筠武听完剧情后嘀咕了一句：他们那儿不怎么掉人的呀。开拍之前，彭氏兄弟曾去马吉乡那里打听，确实有人掉下江过，但那是酒后，孩子们还没有出事的。“但危险还是存在，”彭臣想强调这一点，“这样有震撼性。”南方周末这一报道还引发公益行动，各方捐款140多万，给马吉乡的孩子们修的桥正在建设中。新闻报道被拍电影，对于南方周末来说，这是第四次。前三次分别是：陆川的《可可西里》、刘杰的《马背上的法庭》和张杨的《落叶归根》。

《可可西里》：电影比新闻“光明”

陆川拍《可可西里》的念头源自2000年8月20日南方周末上一篇关于可可西里“野牦牛”武装反盗猎队的报道《谁来保卫可可西里》。

“在一个物质化的社会里，怎么还有这样一批人？”导演陆川看了南方周末的报道，拉来七百多万元投资，把这个故事搬上了银幕。电影跟新闻里的现实靠得相当近，只是稍有改动——现实里，2002年底，“野牦牛”队因为上级主管单位被撤销，经费困难，被迫解散。可可西里管理局下属巡山队最后收编了“野牦牛”队，但是不久，队员们又纷纷选择了离开。原“野牦牛”队队长改在西宁开出租车。盗猎仍然时有发生。电影里则是一个光明的尾巴：“记者的报道刊出以后，震惊世界，中国政府为保护可可西里，专门设立自然保护区，配备人马，可可西里的藏羚羊和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影片获得巨大声誉。它是2004年台湾金马影展最佳剧情片，赢了《2046》；还赢得2004年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委特别奖，2006年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亚洲电影。记者方三文是“可可西里”报道的作者。2000年夏天，他在青海格尔木呆了三个星期，他的采访经历没有电影里的那个记者形象经历的那种险象环生。在他眼里，电影把可可西里的独特而残酷的环境表现得不错，但索南达杰、扎巴多杰以及他们率领的野牦牛队的命运，则嫌不够。

《马背上的法庭》：从“酸楚”里提炼“怀念”

刘杰导演的《马背上的法庭》题材来自2003年8月14日南方周末上一篇同名图片报道，作者是高铭，《北京晚报》的记者。打动刘杰的是他从报道里感觉到的一种“怀念”的气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报道里可以经常看到这些事情，但现在人们对于法官们的印象已经转变了。”拍之前，刘杰就觉得这个片子肯定是赔钱，“没有明星，不时髦，又没娱乐性，人家销售商都不愿给你上片的。”他的目标是赔得不超过100万元。影片最终花了300多万，前期拍摄100多万，制作费100多万，宣传、参加电影节等花了几十万元。但到最后，刘杰实际上赚了。在电话那头，刘杰说，“国内差不多打平了。”有报道说，《马背上的法庭》卖给了法国50家电影院线。斩获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最佳影片奖的这部小成本电影，阴差阳错成为电影局重点培养影片，获得了国家的政策扶持。刘杰现在每天至少花2个小时上网看社会新闻，看有没合适电影的题材。他觉得应该多一点关注现实的题材，“好电影肯定来自于现实”。影片大部分细节都是真实的，与新闻差得最远的地方在于来了新的大学生。“那里已经很多年没来大学生了”。为了能通过审查，刘杰给原本“无奈酸楚”的故事加了这点亮色。

《落叶归根》：从悲剧新闻到喜剧电影

张杨的电影《落叶归根》的素材取自2005年1月13日南方周末“民工千里背尸返乡调查”的报道《一个打工农民的死亡样本》，署名记者张立。报道的第一段就深深吸引了张杨：“一起出门打工的老乡病死了，为了给他的家人一个交代，湖南老汉李绍为背着尸体，上火车、赶公交，辗转千里返乡，直到在广州火车站被警察发现，这惊世骇俗的一幕，才得以终止。”从没有剪报习惯的张杨，立即用剪刀把这篇报道剪了下来，放在包里，随身携带。2006年，他拉到4500万元投资，请来赵本山出演主角，把这个故事放在了2007年的“贺岁档”。故事原本“辛酸”，但张杨“不想做成特别苦哈哈的东西”——“那种片子太多了”。他把它拍成了一部“黑色幽默”。除了新闻里原有的把尸体伪装成醉鬼，电影还额外创造了一些更具戏剧性的情节：老赵在路上拦车，把老王假装成急救病人，并遇上好心人把他们送到医院。晚上要住店，过了一夜才发现钱被偷了，老赵不禁悲从中来，但这未能动摇他的决心。要解决钱的问题，他把老王装成乞丐；要解决吃饭的问题，他到别人的葬礼哭丧；要掩盖尸斑，他请妓女为老王化妆。新闻里的主人公其实没能把老乡的尸体背回家乡，在广州就被发现阻止了。但电影是让老王的尸体成功回了家乡，只不过故乡已变成水库，家其实没了。张杨对这个故事本身很有信心，做成一个小成本电影，也不一定会赔钱。电影果然如张杨预期那样红火，上映首周的票房就突破1300万，还在2007年柏林影展上获得独立影评人（全景单元）最佳电影。记者张立“千里背尸”报道的是一个悲剧，电影导演从中找到了喜剧元素。

链接：南方周末高校纪实电影周

Womenomics

Tue, 27 Oct 2009 10:24:07 +0800

“围脖”热了，博客凉了

Sun, 25 Oct 2009 17:19:00 +0800

忙于出差的这些天，微博（围脖）的简洁和便捷得以充分体现，博客则受到了冷落。尽快注册交流吧。我的围脖地址：http://t.sina.com.cn/zhanghua

满院尽是玉米棒

Thu, 22 Oct 2009 19:54:45 +0800

9月底，河南农村老家院子里。

熟悉的黄土地

陈发树捐股为何如此缜密？

Mon, 19 Oct 2009 19:58:27 +0800

文/东方愚 2009年10月20日每日经济新闻

10月19日下午《中国经济周刊》报道了一则热辣新闻：“从可靠消息源获悉，新华都实业集团董事长陈发树将以个人出资的形式成立“新华都慈善基金”，资金形式为所持紫金矿业、青岛啤酒、云南白药的流通股股票，市值约为80亿元人民币，占到陈发树个人所持有股份的90％左右。”这使得陈发树又一次成为财经红人。

上周就得知陈发树将于10月20日在北京揭开“新华都慈善基金”的面纱，但一直不太清楚基金会的形式。看到上述媒体的信誓旦旦，想来陈发树一定是以捐股的形式来运作了。不过，这个消息还是太粗糙了些，因为按照10月19日紫金矿业等三家上市公司的收盘价，陈发树个人持股的市值分别为15.2亿元、25.4亿元、31.3亿元（人民币），总共70多亿——就算他全部捐出，也不到80亿元啊。

先不较真数字。拿事件本身来说吧。陈发树数十亿元的大手笔，无疑将使他取代其福建同乡曹德旺成为“最牛慈善家”。据称由于陈发树只读过四年书，所以“新华都慈善基金”将主要用于教育领域、关注弱势群体。若果真如此，则为一件幸事，也彰显了一位民营企业家的胸襟和大财富观。

但陈发树的“狂捐”之举同样很快引发了不少争议。最大的争议和猜测是，陈发树是不是“迫于压力”？这种猜测的背景是，今年9月份，坊间盛传国税总局正“暗中调查”紫金矿业大小非解禁后，“大非”陈发树、柯希平等人的减持及纳税情况。

尽管“陈发树巨额偷税”一度广为传播，但如果说这成为了陈氏如今捐出巨额股份成立慈善基金的主要推手，要么是高估了偷税传闻的杀伤力，要么就是低估了陈发树的智商。

事实上，今年年初我在福建拜访曹德旺的时候，就听说陈发树亦有成立一个数目不菲的慈善基金的打算，那时紫金矿业还没解禁。记得彼时有报道说比尔•盖茨今年要来中国，推进一项号召中国富人行善的计划。我向唐骏求证：“你的前东家果真有此计划吗？”他说他问过微软高层，中国媒体“理解有偏差”，盖茨不会来。我又问：你的新东家的的慈善计划是不是也要出炉了？他笑而不语。

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今年3月声称要捐出所持自家上市公司股份的近7成，成立一项慈善基金会，一时引起轰动。因为捐赠计划会触动全面收购要约，不久后他把捐股比例降为近58%。就按6成计（5.9亿股），彼时的市值为36亿元，可惜，直到现在，由于控股权事宜的复杂性，他的基金会迟迟没有批下来，若按最近的股价，他要捐的股份的市值也达60多亿元喽。

因为在紫金矿业、青岛啤酒、云南白药中，自然人陈发树分别为第六、第三、第二大股东，所以与曹德旺相比，他的捐股行为就少了考量控股权这个大麻烦，可谓省事多了。但是，令人不解的是，既然在年初就已有捐股打算，为何今年5月起陈发树从紫金矿业中持续大幅套现（超过30亿元），然后在5月和9月紧锣密鼓地对青岛啤酒和云南白药进行财务投资，继而在10月的今天闪电般地宣布捐出？

陈发树豪掷16亿元投资青岛啤酒和其与青啤董事长金志国同为中欧同学且私交甚密不无干系，掷22亿元投资云南白药则与唐骏等人的牵线有关。类似的投资，不但可以避开原先将鸡蛋放在紫金矿业这一个“篮子”的风险，也可以为旗下的不少职业经理人谋求到新空间（这一点类似于市场上流行的分拆上市）。这种凌厉、缜密的投资策略与偏好，与如今成立慈善基金时他“看淡一切”的气场相成了鲜明对比。虽然我们不便以如避税等“阴谋论”来推测陈发树今天的举措，但基金会的成立初衷和意图远比我们想像的要更复杂。

减持套现-财务投资-捐出股份——陈发树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财富聚散和腾挪之道让普通投资者眼花缭乱。他们现在一边盛赞陈发树的慈善情怀，一边寄望的是，将来这一“航母级”的慈善基金能够透明、规范运作，而非如牛根生的“老牛基金会”一般毫无章法甚至违规运作。唐骏常对外宣称陈发树要作“中国的巴菲特”，那就从巴菲特们的透明开始做起吧——巴菲特3年前宣布将自己85%的财产(约370亿美元)捐给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及其它4家基金会，去年6月，比尔•盖茨也捐出了他的近580亿美元的财产，难能可贵的是，今年1月26日，盖茨接受好友巴菲特的建议，首度公布了其慈善基金的年度报告，并称其目的是“透露哪些地方取得进展、哪些地方没有进展”。

增长的财富停滞的财富观

Sun, 18 Oct 2009 10:26:34 +0800

文/东方愚经济观察报 2009年10月19日

　　2009年胡润百富榜于10月中旬发布，至今英国小伙胡润制榜整整十年。十年间，基于人力、技术、资本、政策，中国富豪群体不断批量涌现，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那么，中国社会的财富观十年间有长足的突破吗？答案是没有。

“共产党国家有了资本家”——这是十年前胡润制作的第一份榜单“1999中国50榜”（英文版）发布后，英国《金融时报》的话，《华尔街日报》的评论则是 “中国人终于找到了致富光荣的感觉”。排在这一年富豪榜前五位的分别是荣毅仁家族、刘永好家族、李晓华、吴炳新和黄宏生。尽管彼时胡润并没有清晰的章法，但榜单的符号意义远胜过内容本身，中国商人们也开始打破禁忌，以富为荣并且有了主动“站出来”的冲动。不久后，中国内地的媒体也纷纷加入了关注富豪群体的阵营，《南方周末》称：“从一个计划经济体向一个市场经济体转型，是我们这个国家最有前途的事业；富豪的诞生，正是这项事业的标志性景观之一。”

200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江泽民把民企定位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这是执政党第一次承认民企的政治地位。此后不久，全国有近600位个体经营者和民营企业家相继当上了“劳模”。可是这种归属感和兴奋劲没有持续多久，就被2002年坊间广为流传的一份关于中国富豪的纳税报告浇灭。

报告大体是说，中国当时每年流失的税收有1000亿元左右，“其中大部分被一些富豪们收入私囊”。这使得中国企业界风声鹤唳，胡润在这一年的制榜也遇到了极大的压力，有人上门恐吓，有人劝他暂停。最后尽管相安无事，但中国富人们意识到了 “枪打出头鸟”的中国逻辑不可能有所改观，于是重新回归“潜伏”状态。

此后，2003年山西富豪李海仓被杀、河南富豪乔金岭自杀，2004年资本枭雄唐万新倒掉，2006年张荣坤被捕，直至2008年黄光裕被拘等事件，让中国在一种疑惑、躁动和纠结的情绪中继续着自己财富增长的神话。在这一过程中，人们逐渐习惯了富豪落马，甚至习惯了“仇富”。

习惯仇富并不是一个阶层对另一个阶层的嫉妒、怀疑和怨恨那么简单，而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缺乏交集。长期以来，普通民众、富豪群体和政府部门，他们各自的价值观从来就像三层立而不交的“立交桥”，而不是一个相互勾连和交融的“三角体”。很多时候，企业家对上富豪榜的担忧，首先并非出于自己的商誉是否能经得起客户和投资者推敲，而是对有可能引起政府部门和银行“特别关注”的忐忑；同样，政府部门对富豪们的接纳，往往首先出于对这一群体可为自己政绩快速增色的欣喜，而无使当地民众共尝从财富盛宴中也能分得一杯美羹之考量。

常有人对胡润说，你的榜单是“杀猪榜”啊。这其实是个伪命题，如果一纸薄薄的榜单就能把生猛的富豪拉下马，要么是富豪本已风雨飘摇，要么是我们大大高估了榜单的影响力。前者如唐万新，他是“2003年资本控制50强”榜单中的头号大佬，一人掌控五家上市公司217亿元的流通市值。而唐万新出事后在受审笔录中坦承：“从2001年起，德隆每天都有到期无法兑付的资金，导致客户游行、以自杀相威胁、砸营业部等事件发生。”后者如黄光裕，2006年黄氏兄弟就被传出受调查的消息，但很快风平浪静，甚至2008年10月还铿锵地第三次成为“中国首富”。

富豪们有时也有不同形式的 “苦衷”，无论是真苦衷还是假苦衷，关键是，当有富豪落马时，富豪自身、政府部门和普通民众等各利益群体同样鲜有碰撞和产生交集的机会——知情者永远是极少数，社会的仇富情绪在混沌状态下愈演愈烈。

社会学家孙立平说，中国“断裂社会”的结构正在形成。立而不交的“立交桥”式财富观无疑是一处甚为贴切的注脚。有人说，走出这种局限性的唯一办法仍是走技术创新路线而非在政商边界见缝插针。可是，最近在一项对比亚迪创始人王传福成为2009年中国首富的网上调查中，70%的参与者 “感觉王传福会落马”——我们应当责备问卷设计者的“不怀好意”，还是感喟普通民众仇富心理的习惯已成自然呢？

链接：图书《胡润百富榜：中国富豪这十年》（胡润、东方愚合著，中信出版社）主页：http://www.douban.com/subject/3225792/

我也开始戴“围脖”了

Tue, 13 Oct 2009 01:27:20 +0800

终于想明白了它的原理和意义。于10月12日这一天深夜，狠心也戴上了“围脖”（微博），尽管广州气温如今仍是持续高居30之上

我的微博地址：http://t.sina.com.cn/zhanghua